袁傳璽

    十余年前，蘋果把“圍墻花園”寫進商業模式的核心：硬件筑墻、系統上鎖、支付抽成。這套封閉邏輯曾讓iPhone成為智能手機行業的“利潤高原”，也讓App Store坐收30%的“過路費”。

    如今，同一套邏輯在中國遭遇正面阻擊——55名普通消費者聯名遞交的《舉報信》，不僅把蘋果推向聚光燈下，更撕開了“全球最貴傭金”背后的制度裂縫。

    市場會厭倦高墻，消費者也會用腳投票，但真正的轉折點往往來自規則之變。2025年，多個國家或地區相繼以判決、罰款或立法形式把蘋果傭金壓至最低0%，但是中國市場仍在執行30%的“全球最高價”。疑問也隨之而來，這是否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提到的“不公平高價”？

    蘋果或許并非沒有意識到風險。過去18個月內，該公司在美國被裁定允許外鏈支付，在歐盟開放側載與第三方商店，在日本、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地陸續降低費率，卻唯獨對中國市場“按兵不動”。這種選擇性讓步，表面看是商業選擇，實則是一種兩難處境——一旦中國市場費率下調，其全球收入池將瞬間縮水；若堅持不降價，又難逃“價格歧視”指控。

    若監管部門立案，蘋果或將面臨提交全球成本結構、區域差異、合同模板等核心信息的強制義務。

    更深一層看，“蘋果稅”爭議絕非簡單的價格高低之爭。iOS系統占據中國高端用戶半壁江山，卻長期游離于本土支付、分發體系之外，高額傭金最終通過App內購漲價轉嫁給消費者，間接抑制了國產內容與服務的價格競爭力。開放第三方支付與應用商店，表面是費率下調，實質是把選擇權還給市場，讓價格回歸競爭。

    高墻終會倒塌，花園終將開放。對于蘋果來說，不如主動把中國市場做成全球費率改革的樣板間——用更低的傭金、更開放的支付、更透明的治理，換取更大的用戶基數與更持久的品牌信任。畢竟，在硬件增長見頂的時代，服務收入才是蘋果的下一增長曲線；而服務收入的可持續，只能建立在監管合規與用戶信任的雙重底座之上。

（編輯 才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