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見習記者 李正

    新證券法于2020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為我國資本市場根本法，新證券法經歷了多年修訂，結合目前的市場情況，從多個角度對監管執法及風險防控進行了強化。

    強化監管執法及風險防控

    從強化監管執法的角度看，新證券法與修訂前相比，大幅提高了違法成本，增強了處罰力度。

    北京威諾律師事務所主任楊兆全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是新證券法的一大亮點，對監管執法起到了很好的強化作用。此次新證券法對處罰力度的提高，第一是增強了執法的嚴肅性。比如人們對證券市場虛增利潤，財務造假等行為，深惡痛絕。但是過去法律對這種行為規定的處罰上限是60萬元，很多公司根本不把這個罰款數額當回事，執法就失去了嚴肅性。以前虛增利潤幾億元算是大案，近幾年有些案件預增利潤幾十億甚至是上百億元，已經到了非重典不能整治的地步。

    第二，新證券法大幅度提高違法成本，能夠很好的提高執法的威懾力。證券違法絕大多數是因為對非法利益的追求，在非法利益與被處罰的幾率、處罰的金額之間，行為人認為值得冒險的時候，就容易發生違法行為。

    “現在，處罰金額達到了少見的十倍甚至更重的處罰金額，那么，很多案件違法的性價比，變得非常不合適，甚至是一旦被查出，很有可能傾家蕩產。這樣的執法，會對潛在的違法者形成極大的心理震懾，執法效果會大大增強。”楊兆全說道。

    同時據記者了解，與修訂前相比，新證券法對于風險防控方面的強化也有所提高。

    比如新證券法第五章第八十二條新增規定，監事應當簽署書面確認意見。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無法保證證券發行文件和定期報告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或者有異議的，應當在書面確認意見中發表意見并陳述理由，發行人應當披露。發行人不予披露的，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可以直接申請披露。

    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分析稱，此舉不僅強化了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內容的要求，還對董監高在信披中的行為、義務和責任起到了強化和規范的作用。

    新證券法第五十六條法規內容，由修訂前的“禁止國家工作人員、傳播媒介從業人員和有關人員編造、傳播虛假信息，擾亂證券市場”修改為“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編造、傳播虛假信息或者誤導性信息，擾亂證券市場”

    對此，楊兆全分析認為，從過去辦理的證券案件中可以看到，有些諸如虛假陳述、欺詐上市等類型的案件，除了發行人、上市公司有責任外，背后實際控制人、上市公司的大股東等等，是違法行為的推動力量，也是違法行為的受益者。這次新證券法把這些人或公司納入到打擊范圍當中，能夠有效減小行為人的違法動力，有效遏制證券違法行為，是對證券市場風險防控的有效加強。

    監管制度的轉型與前置

    從監管制度的角度來看，新證券法相比修訂前，對監管制度進行了“轉型”，同時對監管制度的前置也進行了較大的改進。

    比如新證券法第五十五條新增規定，禁止不以成交為目的，頻繁或大量申報并撤銷申報的行為，第一百七十六條新增規定，對涉嫌證券違法、違規行為，任何單位和個人有權舉報。

    楊兆全對此表示，不以成交為目的而頻繁或大量申報并撤銷申報，是一種常見的操縱市場的行為。

    基本的操作手法是當事人先買入某只股票，然后用比行情高一些的價格申報掛單，待到快要成交時撤單，然后再重復高價申報，再撤單。其他投資者看到的是這只股票不斷有更高的報價，認為這只股票走勢良好，以此引誘投資者，推動股價上漲，在股票漲到一定價格時，當事人賣出股票從中獲利。

    “從過去辦理的證券案件可以看到，相比上述行為，很多證券違法行為具有很大的隱蔽性。比如打聽內幕消息的內幕交易、通過操作他人賬戶來操縱市場、要求會計師做假賬以虛增利潤等，從企業外部查起來是很有難度的，執法成本也非常高。”楊兆全進一步表示，如果發動全社會來進行監督，提供違法行為的線索，那么查處的目標就會非常明確，效率大大提高，執法成本也會降低。

    新證券法發動全社會對違法行為的舉報，能夠對違法行為形成震懾，讓行為人有更多的顧忌，從而減少違法行為的發生。

    過去，監管部門對主動舉報他人的行為，會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這次新證券法專門做出規定，從法律上確認了鼓勵舉報的制度，將監管制度前置，從而對減少證券違法行為，提高監管部門精準打擊能力，會有很好的幫助。

    此外，作為新證券法的一大亮點，注冊制的推出，標志著我國資本市場股權融資監管制度的重大變革。

    據了解，股票發行注冊制的核心，在于理順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既要解決好發行人與投資者之間，信息不對稱所引發的問題，又要規范監管部門的職責邊界，充分發揮市場自主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防止政府部門的過度干預，建立起市場參與各方各負其責的責任體系。

    注冊制的推出，將監管部門角色和職責由證券市場的守門人，轉變為執法者和中立的裁判者，監管部門要以投資者的需求為導向，要求企業充分披露必要的投資決策信息，而不對企業資產質量和投資價值進行判斷，使監管制度實現轉型。

（編輯 白寶玉 策劃 董少鵬 閆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