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9年科創板正式落地，到2020年創業板注冊制改革正式啟動，國內股票市場發行逐步由核準制轉向注冊制。

    在注冊制下，券商承擔著更為重要的職責。一方面，注冊制在新股定價、信息披露、承銷組織能力等方面對券商投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將給券商投行業務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據統計，在注冊制改革利好下，2019年證券公司投行業務實現收入482.65億元，同比增長30.46%。2020年，隨著創業板注冊制改革推進，券商投行業務有望迎來進一步增長。

    對于各家投行而言，未來兩年業績的關鍵在于目前手里的IPO項目儲備數量。

    5家券商手握

    140家在審企業

    創業板注冊制改革啟動，使券商投行業務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對投行的業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對于各家投行而言，未來兩年業績的關鍵在于目前手里的IPO項目儲備數量以及投行的專業能力。

    易董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創業板在審企業共有203家，科創板在審148家，共351家。其中，中信證券持有創業板和科創板在審項目合計37家，排名第一；中信建投、民生證券、華泰聯合證券以及海通證券等4家券商手握的項目資源均超過20家。這5家券商的在審項目資源也高達140家，合計占比達40%，整體集中度偏高。

    就在審創業板企業來看，中信建投、民生證券、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國金證券，分別保薦17家、15家、14家、12家和10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保薦創業板和科創板的券商中，保薦企業數量靠前的除了中信證券、中信建投、華泰聯合、海通證券等頭部券商以外，也不乏民生證券、國金證券、長江證券等中等規模券商。

    由于注冊制在新股定價、信息披露、承銷組織能力等方面對券商投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專業能力更強的頭部券商優勢明顯。

    以科創板為例，從科創板成立至今的服務券商來看，主要集中在龍頭券商。中信證券服務家數為38家，位列第一，中金公司、華泰證券服務27家、25家，分別位列第二、三位。

    在服務科創板的券商中，前五位的占比為45.05%，前十位的占比為69.07%。

    國信證券指出，龍頭券商在獲取客戶資源能力、研究能力、風險管理能力方面均有優勢，預計隨著注冊制推進，大型龍頭券商獲得的投行業務利潤增量將更加顯著，行業集中度將進一步提升。

    注冊制引發

    投行業務大發展

    注冊制下，一方面申請上市的企業數量增加、審核周期縮短，另一方面券商提供更為專業的差異化服務，對應的服務價格自然更貴，這也意味著券商投行收入將迎來較大增長，各項業務將獲得新的發展機遇。

    天風證券相關負責人告訴證券時報記者，在傳統投行業務模式下，投行的IPO工作主要圍繞企業規范性展開，以向監管部門進行說明和展示為主，導致投行業務獨立性很強，與經紀、研究、投資等部門聯系相對較弱。在注冊制開啟的新時代下，投行業務迎來高階轉型戰略機遇。

    第一，投行在券商收入結構中的占比將會進一步提升。注冊制下，項目數量的增加和審核周期的縮短，將提高投行業務的收入水平；第二，注冊制將加速券商行業的供給側改革及內部業務重組。“保薦+跟投”機制使券商投行業務從通道式保薦承銷轉變為持續性市值管理模式，投行定價能力將直接影響后端的跟投收益。

    據國信證券統計，在注冊制改革利好下，2019年證券公司投行業務實現收入482.65億元，同比增長30.46%。其中，承銷與保薦業務收入為377.44億元，同比增長46.03%。2019年承銷與保薦收入在證券公司總收入中占比達到10.47%。從投行業務收入結構來看，2019年承銷與保薦業務收入占比78.2%，同比提升8.34個百分點。

    然而，這與海外注冊制下的投行收入還有一定差距。以美國大型全能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為例，其投行業務收入規模遠高于中國券商。2019年，高盛投行業務收入規模為67.98億美元，占總收入比為18.6%；摩根士丹利投行業務收入規模為61.63億美元，收入比為14.88%。與海外投行收入的差距也意味著，國內券商的投行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科創板邁出了市場化制度建設的第一步，具有改革先鋒作用，創業板注冊制的推出將進一步以增量倒逼存量改革，最終引導資本市場循序漸進實現歷史跨越。”上述天風證券負責人表示。

    對于未來投行的發展趨勢，國信證券則認為，隨著注冊制改革的推進，未來頭部券商的集中趨勢將更加明顯。同時，在服務方向上，投行業務將由“粗放型”向“精細型”轉型；在業務模式上，將逐漸構建“以客戶為中心”的模式。

    國信證券指出，注冊制將促進投行成為從打價格戰的通道中介走向提供專業服務的金融機構。“發行時機的選擇、發行價格的確定，與投行的研究實力和機構銷售能力緊密相關。而發行企業更愿意為差異化的能力付費，這將促進行業實現良性競爭。對于投行而言，一要提高定價能力，二要拓展企業價值鏈服務，三要通過部門協作提供精準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