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一）特別關注與證券市場相關聯犯罪的修訂。在本次修訂的八個金融犯罪及相關犯罪罪名中，就有四個與證券市場關聯犯罪的罪名，占有很大比重。筆者認為，本次刑法修正案就證券市場相關內容對刑法修改突出了行刑銜接的內容。

    積極發揮震懾作用

    其一，本次刑法修正案注重與證券法修改的聯動性。需要指出的是，本次刑法修正案重點修訂證券關聯犯罪的罪名與2019年12月修訂新證券法有緊密的聯系。新證券法將證券發行核準制修改為注冊制。在注冊制下，信息披露對于資本市場交易的重要性得以提高。對此，新證券法設專章規定信息披露制度，系統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而新證券法修改的這些內容在本次刑法修正案中有較多的體現，例如，在證券法強化信息披露制度的情況下，本次刑法修正案加大了對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和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懲戒力度等等。又例如，新證券法擴大了證券的范圍（加入存托憑證），增加公開發行文件（加入“或者其他公開發行募集文件”），本次刑法修正案也對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的修正中，將“存托憑證或者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納入對象之中。可見，證券法的修訂與本次刑法修正案有關證券犯罪的修訂之間存在聯動關系，從中充分體現本次刑法修正案從行刑銜接的角度對證券市場關聯犯罪的關注。

    其二，本次修正案提高了刑法中部分證券犯罪的法定刑。主要包括：提高了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的法定最高刑（將該罪的法定最高刑5年有期徒刑提高為15年有期徒刑）；提高了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法定最高刑（將該罪的法定最高刑5年有期徒刑提高為10年有期徒刑）；提高了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法定最高刑（將該罪的法定最高刑5年有期徒刑提高為10年有期徒刑）。應該看到，近年來我國證券市場不斷開放，在帶來活力的同時，也帶來了證券違法犯罪的新風險，提高相關證券犯罪法定刑的目的在于積極發揮刑法的震懾作用，遏制證券市場上違法犯罪的發生。可見，本次修正案對這些罪名法定刑的提高，充分表明了立法者從嚴懲治證券市場犯罪的決心。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刑法修正案雖然提高了部分證券犯罪的法定刑，但并未明確提高證券犯罪的罰金額度，只是將部分犯罪的限額罰金制（亦稱普通罰金刑）、倍比罰金制和百分比罰金制修改為無限額罰金制，即具體判多少罰金交由司法機關決定，從而給了司法實踐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間。

    其三，本次刑法修正案明確了“關鍵少數”的刑事責任。例如，明確了保薦人（包括保薦機構）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刑事責任；明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實施欺詐發行股票、債券和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行為的刑事責任等。這些亮點均有助于全方位完善證券市場刑法規制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懲治證券市場違法犯罪的行刑銜接。

    構建立體化追責體系

    筆者認為，本次刑法修正案有關證券市場犯罪的內容，突出了從行刑銜接、聯動機制角度全方位構建證券市場的立體化追責體系。

    毋庸置疑，在證券市場上對相關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的行政（包括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的追究，完全可以說是各有分工。但是這些分工又是建立在緊密聯系的基礎上。對于證券市場中出現的一些違法但是危害性不大的行為，應該依照證券法等行政法規追究當事人的行政（包括民事）責任。只有對證券市場上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才能依照刑法的相關規定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這是由于刑法是最嚴厲的部門法。從立法層面說，刑法是規制證券市場各類違規行為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動輒將證券市場中的違規行為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中，必將影響證券市場本身應該具有的活力。在司法層面上，盡管強調刑事優先原則，但是必須強調刑法謙抑精神，防止打擊過度現象的發生。同時還應當注意的是，認定證券市場違規行為行政（包括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的觀念或角度并不完全相同。認定行政（包括民事）責任注重的是關系的調整，尤其是在行政處罰或民事賠償方面，注重對被違法行為侵害關系的修復；而認定刑事責任注重的是對犯罪行為的懲罰。行刑認定的觀念或角度不同必然導致追究法律責任的路徑不同。盡管如此，由于證券市場上的犯罪大多均為法定犯（或稱之為行政犯），因此，兩次違法性特征必須加以關注，即一般情況下，包括證券法在內的行政法規上認為合法的證券市場行為，刑法不能認為是證券犯罪行為，否則是對法秩序統一的破壞。

    進一步完善證券執法司法機制體制

    完善證券執法司法機制體制的重點主要有：其一，避免出現選擇性執法的現象。現有證券市場違法犯罪行為的認定中存在很多選擇性執法的現象，造成不少行為人有僥幸心理，這需要引起司法機關密切注意。再嚴密的法網，也需要執法者嚴格執行。只有實現嚴格執法，才能客觀上減少證券市場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其二，避免出現司法不統一的現象。司法統一要求類似的案件應當得到類似的判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證券市場中的新型違法犯罪行為也不斷出現，這些行為往往在司法實踐中會造成適用刑法的困惑，甚至出現司法不統一的情況。對此，最高司法機關有必要針對典型行為發布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案例，以期實現證券市場犯罪認定的司法統一。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相關違法犯罪行為手段也在相應增加，且在行為方式上不斷地推陳出新。對此，立法者只能通過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修補、嚴密金融犯罪刑事法網，防止出現嚴重危害證券市場管理秩序的漏網之魚。應當看到，證券違法犯罪的表征與證券市場的廣度、深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證券市場發展越快，相關證券違法犯罪的表現越明顯。在新證券法出臺之后，我國的證券市場和證券違法犯罪均發生了很大程度的變化，注重行刑銜接當然成為本次刑法修正案對相關證券犯罪刑法條文修正的重點，也將成為今后刑事立法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