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全球經濟趨于放緩，但海外資本對人民幣債券的投資熱情絲毫沒有減弱。

    據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境外機構當月增持346.19億元人民幣國債，總持倉達到16452.38億元，創歷史新高；與此同時，6月份境外機構還在上海清算所增持逾400億元各類人民幣信用債等固定收益資產，持倉規模達到3090.43億元。

    兩者相加，當前海外機構持有人民幣債券總規模接近1.95萬億元，離2萬億整數關口僅一步之遙。

    一位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向記者分析說，海外機構之所以大舉增持人民幣債券，一方面是6月美聯儲釋放降息信號，導致眾多全球投資機構轉而加倉人民幣國債等新興市場資產，另一方面是近期10年期美債收益率與10年期德債收益率相繼跌至年內低點1.96%與歷史低點-0.404%，令人民幣國債收益率優勢進一步擴大，吸引大量投資機構紛紛超配人民幣債券以獲取更高的無風險收益。

    在他看來，6月底人民幣匯率企穩反彈，無疑進一步加快海外投資機構加倉人民幣債券的步伐。

    “如今華爾街主流投資機構討論的，不是要不要投資人民幣債券，而是加倉多大幅度比較合適。”他告訴記者。部分新興市場投資基金已將人民幣債券的配置比例，從原先的3%-5%增加至8%-10%左右。

    對沖基金MKSPAMP分析師SamLaughlin則向記者直言，這些新興市場投資基金之所以敢于大幅度加倉人民幣債券，一是美聯儲降息周期或打開，導致大量資本決定涌入新興市場淘金，令新興市場基金近期獲得大量資金青睞，需要快速加倉人民幣債券以完成投資組合配置，二是部分大學基金與FOF機構在加倉新興市場基金時，直接提出要拿出一定比例資金專門配置人民幣資產。

    在他看來，目前加倉人民幣債券等高收益新興市場資產，已經成為不少歐美FOF機構與大型資管機構“抵御”美聯儲未來降息所引發美元資產投資回報率下滑的重要措施之一。

    “只要人民幣匯率保持相對企穩反彈的走勢，加之中國宏觀經濟平穩增長，海外機構持有人民幣債券規模突破2萬億大關，只是時間問題。”SamLaughlin指出。

    利差優勢擴大

    “目前，我們必須依靠買入人民幣債券等高收益新興市場資產，才能維持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的預期回報。”上述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向記者直言。

    此前，他們的固定收益投資組合里，逾80%資產配置在美債、德債、法國國債、高信用評級信貸資產等歐美金融資產。然而，隨著近期美債與德債收益率持續走低，他發現現有的投資組合不足以創造3%-4%的預期年化回報。

    “如果我們依然維持歐美資產的投資比重，要實現這個預期回報，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加大杠桿投資歐美國債，靠高杠桿博取高回報；二是拋售歐美國債資產，轉而買入當地高收益企業債（即垃圾債）。”他告訴記者，但基金投資委員會認為這兩種操作方式的風險較大，甚至建議不要再加倉德國法國國債，因為德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與法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雙雙跌至-0.404%與-0.106%，這意味著持有這些國債，不得不“倒貼”一筆利息給法德政府，將進一步拖累固定收益組合的回報預期。

    與此同時，基金交易員也反對加倉高收益企業債，原因是歐美經濟增速放緩可能導致不少企業遭遇經營困境與債券兌付逾期，貿然買入這類資產容易“踩雷”。

    “所以我們只能將投資重心轉向太平洋彼岸。”這位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直言。畢竟，當前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達到3.195%，較同期美國國債收益率與德國國債收益率分別高出了116個基點與359個基點。這意味著基金通過抵押美德國債進行杠桿融資，只需以3倍的行業平均杠桿投資水準配置人民幣債券，就能輕松獲得至少逾348個基點的無風險利差收益，且投資人民幣國債的安全性，比歐美高收益企業債（垃圾債）要高出不少。

    目前，他們內部打算直接將人民幣國債的配置比例，從原先的3%調高至6%。

    “如果中美利差進一步走闊，我們對人民幣債券的配置力度還會水漲船高。”他直言。原因是近日華爾街不少投資機構認為，若中國央行降息步伐慢于美聯儲，且降息幅度低于美聯儲，短期內中美利差很可能繼續走闊至130個基點左右，驅動他們正考慮將人民幣債券投資策略從低配改成“標配”，即將投資占比從3%-4%增加至7%左右。

    “不過，在實際操作環節，不少因素依然影響他們加倉人民幣國債的步伐。”道富環球顧問（StateStreetGlobalAdvisors）宏觀策略主管TimGraf向記者透露，目前很多華爾街投資機構依然擔心賬戶實名制可能會導致自身投資策略“泄露”、代理結算機制尚未與國際操作慣例完全接軌將導致自身錯失一些投資機會、外匯與人民幣國債投資風險對沖機制缺乏無形間制約自身投資策略多元化。

    央行金融市場司副巡視員高飛對此表示，相關部門正進一步推進市場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具體改革措施，包括六個方面：擴大報價機構范圍；優化相關交易機制；推動債券通、結算代理模式；QFII/RQFII渠道整合；開展到期違約債券轉讓業務；豐富外匯對沖有關渠道；推動解決終止凈額的確定性和合法性問題等。

    提高人民幣資產占比

    盡管海外投資機構加倉人民幣債券相關交易機制仍有待完善，但這并不影響它們積極加倉人民幣債券的熱情。

    “事實上，越來越多海外投資機構正意識到，隨著美聯儲開啟降息周期，新興市場套利投資潮將再度興起，正給人民幣債券投資創造新的交易獲利機會。”TimGraf向記者指出。近日他發現，不少尚未配置人民幣資產的海外投資機構正委托第三方機構研發人民幣債券的投資策略，有些機構一口氣將人民幣債券投資比重，從零調高至5%。

    這背后，是這些機構認為美聯儲降息將引發數千億美元資金從歐美市場流向新興市場，令人民幣債券等新興市場資產估值持續提高，由此創造新的價差空間。

    上述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向記者透露，鑒于這些投資機構對人民幣債券市場不夠了解，因此他們會先跟隨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GlobalAGG）、摩根大通新興市場政府債券指數-全球多元化指數（GBI-EMGD）、富時全球政府債券指數（WGBI）的權重調整，被動跟隨買入一籃子人民幣債券等待價格上漲；但不排除部分搶籌心切的機構會在缺乏投資風險對沖工具的情況下，迅速將人民幣債券投資比重調高至自己設定的“最高倉位”。

    “當前人民幣債券收益率太有吸引力了。”他指出。目前他正在說服基金內部交易團隊不要過多“擔憂”人民幣債券與匯率的投資風險對沖工具缺乏問題，以免錯失搶籌機會。

    對此他打算用數據“說話”——截至今年6月底，債券通渠道匯集1038家境外投資者，較2018年底的503家翻了一倍，若基金內部再猶豫不決，市場先發優勢就將拱手讓給別人。

    “其實基金投資決策委員會也意識到新興市場套利投資機會已降臨，正考慮在香港市場加倉掛鉤人民幣債券的ETF與量化投資產品進行替代。”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