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日前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得以構成的微觀基礎。展望未來，通過促進數據要素的流通來支持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連平認為，傳統的商業銀行認識到，必須重視金融科技應用，主動謀求數字化變革，適應數字時代發展要求。

    助力改善內需體系

    中國證券報：新發展格局下，數字經濟將如何賦能“雙循環”？

    連平：針對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出現的新情況新需求，中央提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當前，數字經濟迅速崛起，已成為世界潮流和國家戰略，在多國經濟中的占比大幅上升，必將成為“雙循環”的核心動力之一和重要支撐。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必須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構建高質量的內需體系，其核心在于消費升級和投資增效兩個方面，而發揮數字經濟優勢必將有助于內需體系的改善和高質量發展。消費領域數字化的拓展，將創造出一系列具有更高技術含量、更加便捷和更高質量的新型消費。疫情出現后，消費行為的數字性和智能化快速發展，例如網絡辦公、網絡會展、數字學習、數字醫療、數字文化、數字傳媒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穿戴、智能出行等快速發展。電商行業成為消費增長的重要動力，直播電商、電商助農等線上消費新趨勢效應凸顯。2020年1月至8月，全國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9.5%，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新的驅動力。

    數字化向制造業等生產領域拓展，延伸了產業鏈、供應鏈和銷售鏈，提升了全鏈條資源配置效率。數字化網絡平臺能夠聚合產業鏈上多環節、多種類企業和各種生產要素，為相關方提供多類型的交互機會，提供所需的多種服務。數字化和智能化可以同時實現個性化定制和低成本制造，客戶可以全程參與研發生產過程，實時提出需求。在基建投資邊際效應和產業滲透率有所下降的情況下，以數字轉型、智能升級和融合創新為特征的新基建的推出，將會大幅提升投資效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得以構成的微觀基礎。展望未來，通過促進數據要素的流通來支持“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以數據要素支持全方位客戶精準畫像，可有效滿足居民個性化消費需求；以數據要素支持生產環節數字化改造，有助于推動工業加速實現智能感知、精準控制的智能化生產；促進數據要素在東部與中西部各大區域之間加快流通，實現東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產業鏈延伸到中西部地區，幫助后者實現產業升級；發揮政府在數據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資優勢，構建政府主導的公益性數據要素平臺，有針對性地賦能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

    中國證券報：在創新融資方式、投資數字企業方面，你有哪些建議？

    連平：數據不是實物，是無形的，其估值方式與傳統估值方式具有本質上的不同。對數字企業進行估值，可能主要側重于具有價值創造能力的戰略資產方面，其關鍵指標，如年度活躍用戶數、點擊量、單位獲客成本等都是重要的數字資產；人力資本，如關鍵的技術領軍人物也是具有價值創造能力的資產。數據有兩個重要屬性。數據的復制成本低，幾乎是零邊際成本，這為數字經濟帶來了規模經濟效應。數字企業因此在生產規模擴大的同時，可獲得生產平均成本下降、平均生產效率提高效應。數據本身具有正的外部性，即隨著數據量的增大，其邊際價值會增加，具體體現為范圍經濟效應。鑒于數字經濟擁有的上述重要屬性，數字企業的融資方式和對數字企業的投資方式都會明顯不同于傳統企業。

    支持數字企業融資和發展對數字企業的投資應從創新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式兩方面推進。鑒于資本市場融資方式更加透明、公開和市場化，比較匹配數字經濟的基本屬性。數字企業融資可依靠多層次資本市場實現多渠道、差異化的戰略性融資支持。應鼓勵數字科技企業借助科創板獲得投融資服務；鼓勵已登陸滬深兩市的數字科技企業通過定向增發股票、發行債券等方式募得資金用于數字化改造，實現存量上市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鼓勵擁有穩定現金流、商業模式清晰的數字企業通過發行資產支持證券、標準化票據、資產支持商業票據等方面籌集資金；鼓勵風投資金、產業引導基金對數字領域初創企業提供早期資金支持；鼓勵從事新基建領域的數字企業通過基礎設施公募REITs，將基礎資產進行IPO等。與此同時，應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商業銀行更新經營理念，改革和創新公司業務流程，有針對性地創造支持數字企業的業務模式和業務單元，持續增加資金資源投放，大力支持數字經濟發展。

    發揮數字貿易作用

    中國證券報：如何看待數字經濟中的壟斷問題，是否會限制競爭？

    連平：在數字經濟時代，一些規模較大的市場主體，通過大量匯集信息、資金和產品，尤其是在高度聚集數據的基礎上，已經獲得一定程度的壟斷性地位，其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市場壟斷和消費者壟斷。至于是否存在數據壟斷風險，尚不可輕易下結論。數字經濟時代并不等于一定存在數據壟斷。

    數據是數字經濟時代的關鍵要素。海量數據蘊藏的巨大衍生價值使數據成為戰略性基礎資源。不同于其他類型的生產要素，數據具有明顯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和可替代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獨占性。這就決定了再大的企業也無法真正完全壟斷數據資源，尤其是市場數據資源。可能形成的一定程度壟斷主要來自于大企業與掌握數字資源的政府部門和機構。通過獲得市場公開數據構建起龐大數據庫的市場主體，即使是以數據寡頭出現也只是其通過技術、人力和財力的投入后形成的優勢，通過加工才能獲得價值，理論上誰都可以通過投入來獲得這種優勢。如果通過這種優勢來獨占市場、設置市場進入障礙和壁壘，將自己手中數據資源“妨礙性濫用”，這才是典型的市場壟斷行為，是監管必須加以抑制的。因此，前提是要甄別清楚數據來源，不能一刀切地加以對待。

    從國際競爭和產業發展著眼，在數字經濟發展初期過于強調數據壟斷問題，甚至于過早將數據壟斷入法，可能并不利于數字經濟的發展。畢竟數字經濟領域某些市場主體形成的強大實力和市場優勢有利于提升其創新能力，有助于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因此，不宜簡單化地生搬硬套傳統邏輯和規范，研判數字經濟下的壟斷行為及其市場效應，而應在較好地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形成對數據壟斷概念與形態的科學和合理認識，審慎處理所謂數據壟斷問題。

    中國證券報：數字經濟可提升服務業的可貿易性，未來對我國的服務貿易會產生哪些影響？

    連平：數字經濟的發展降低了人們遠程交流和溝通的成本，使得過去需要人與人之間互動才能完成的活動，在無接觸的情況和條件下也能實現。這意味著服務業的數字化將推動行業可貿易程度上升，使人們長期以來對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形成的認識發生重大改變。

    經濟學一般認為，制造業效率的提升來自于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條件下商品的可貿易性。在可貿易行業，貿易帶來的競爭推動成本降低，帶來新的理念和技術、促進行業效率提升。而與之截然不同的是，不可貿易品因為市場規模小，競爭有限，效率提升緩慢，規模經濟效應和技術外溢效應都較為有限。有鑒于此，在數字化發展趨勢下，隨著服務業可貿易性的提升和增強，將會持續提升行業的整體勞動生產率，進而對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產生深刻影響。

    數字貿易是數字技術與經濟、社會深度融合、共同演進的產物，在促進跨界融合、聚合創新資源、激活創新功能，營造行業生態等方面能夠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數字貿易通過數據流動加強各產業間知識和技術要素的共享，引領各產業協同融合，帶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并向全球價值鏈高端延伸。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帶來顛覆性創新，催生大量貿易新業態模式，從整體上可大幅提升我國全球價值鏈地位。據估計，2019年全球服務貿易中一半以上已實現數字化。

    中國是全球貿易第一大國，但服務貿易占比相對不高，2019年服務貿易占整個外貿的比重約為14.5%。未來我國服務業數字化的發展必將推動服務貿易出口增速持續加快，原因包括：一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較快；二是我國服務業成本相對較低，具有競爭優勢；三是我國服務業正處在快速發展階段和高質量發展階段，能夠越來越多地體現出競爭優勢。在數字化的推動下，未來我國傳統服務（運輸、旅游、建筑）的貿易占比將呈現出下降態勢，新興服務貿易包括電信、計算機和通信服務、文化和娛樂服務、知識產權使用費等將快速增長。服務貿易的發展和結構改善不僅會促進我國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而且還會促進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和效率的提升以及經濟結構的改善，服務業的持續高質量發展將成為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穩健發展的重要源泉。

    推動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

    中國證券報：金融機構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組織架構和業務模式會發生哪些重大變化？

    連平：面對金融科技發展的挑戰，金融機構紛紛加快數字化轉型，在產品創新、新技術應用、組織架構調整、業務流程變革、開放銀行建設以及監管體系等方面大力推進數字化發展。尤其是傳統的商業銀行已經認識到，面對深刻變化的金融生態，要在數字化變革中生存下來，必須首先重視金融科技應用，主動謀求數字化變革，適應數字時代發展要求。

    通常數字化戰略目標主要包括三個構成要素，即客戶服務的數字化，業務模式的數字化和企業組織的數字化。

    為了有效推進數字化轉型，商業銀行通常首先在組織架構方面進行調整，通常的舉措包括兩方面：一是設置首席轉型官或首席數字官，專門負責轉型中的戰略落地、部門協調和預算管理以及人員組織等相關事宜。二是組建數字化戰略推進辦公室，將數字化戰略轉型目標層層分解到具體的項目和模塊，密切跟蹤、監控進展、評估結果，確保數字化轉型舉措切實可行，收到成效。一些銀行則明確董事會或CEO直接領導數字化創新業務，再另外設立數字化轉型委員會，全程負責指揮和推進轉型進程，建立適應數字化和在線化的考核管理、資源投入等相關機制，確保各項戰略舉措有效落地。同時，商業銀行應大力拓展和增強數字化人才隊伍建設，引入專業人才，打好數字化人力資源基礎。

    業務模式數字化是商業銀行數字化戰略轉型的核心內容。在企業組織架構適應性轉型推進的同時，銀行應推進業務流程變革和業務模式創新。商業銀行通常在兩方面展開工作：一是業務數字化，即進一步推進銀行業務的電子化、線上化、移動化與數據化；二是數字化治理，即運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銀行管理效率，建立智能決策機制和管理流程，形成數字化管理模式。其中，數據治理是銀行數字化業務轉型的基礎，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具體涉及三個主要方面：一是構建大數據生態，引入外部數據生產要素體系；二是推進數據生產化，建立內外部數據的融合與應用體系；三是打造數據中臺，實現數據應用化和場景化，快捷響應業務需求。

    科技創新是商業銀行業務模式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因素。數字化時代的金融競爭是平臺和生態的競爭。銀行借助金融科技，通過技術創新和應用重塑商業模式，可以打造新的競爭優勢。通過組建科技子公司和參股、控股等方式，商業銀行可以整合外部科技資源，快速提升自身數字能力；通過設立創新實驗室、孵化器、加速器，探索新技術運用場景，搶占技術運用的制高點；通過加強數字化開放平臺建設，以標準化的方式將金融服務嵌入到生產和生活場景中；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優化風險鑒別模型，提升“智慧風控”能力。隨著數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未來擁有數據的廣度和厚度將決定商業銀行經營的成效，商業銀行必須戰略性地建立起并管理好自己數據資產的體系和質量。

    中國證券報：虛擬資產交易所未來會出現嗎？如何看待虛擬資產交易？

    連平：事實上，對于虛擬貨幣發行融資，監管部門早已有定論，其本質上是一種未經批準非法公開融資的行為，涉嫌非法發售代幣要素、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傳銷以及經營違法犯罪活動。因此，未來一個時期，監管部門對虛擬資產交易將始終維持高壓態勢。

    應該看到，內地相關金融法律上不夠健全，監管法制機制、科技監管能力尚存在差距，對虛擬資產交易等新生事物監管仍需十分審慎。

    除了相當部分虛擬資產交易平臺存在違法犯罪行為外，仍有一些虛擬資產交易平臺雖存在一些不合規業務，但總體上程度有限，未來存在獲取合法牌照的可能性。真正從事區塊鏈技術的市場主體是樂見市場規范和監管嚴格的，只有那些打著區塊鏈幌子從事違法交易的人才會抗拒和遠離監管。相信未來這方面的監管會逐步開放，但數字經濟和金融科技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嚴格監管仍將是政策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