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變外貿競爭考量因素的權重。今年前7個月中國進出口的國際份額有所提升，印度紡織訂單回流中國，被各大財經媒體爭相報道。

    這些現象是否可以看作是對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的證偽？當前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上升加之疫情影響，全球國際分工和貿易邏輯將如何演變？證券時報記者日前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于春海教授。

    印度紡織訂單

    轉至中國是特例

    據染整專業網站消息，近幾個月以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印度多家大型出口型紡織企業無法保證正常交貨，已經有多個本來在印度生產的訂單轉移到我國生產，其中毛巾、床單等產品訂單量較大。隨后，中國紡織網也傳出消息，已有多個本來在印度生產的訂單轉移到中國生產，這導致國內不少服裝制造企業的訂單已經排到了明年的5月份。

    于春海認為，紡織訂單從印度向中國轉移是特殊時期的特例。疫情發生后，印度在防控方面遲遲無法做到有效控制，導致生產能力不足，進而需要將訂單轉向中國或其他國家。而放眼全球，當前無論從疫情防控效果、還是紡織品生產供給能力來看，中國都成了最優的選擇。

    從世界紡織產業發展格局來看，印度紡織品出口僅次于中國，是印度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其中，印度家紡商品的出口貿易額以7%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由2007年的35億美元增長至2017年的67億美元，2018年略高一些。

    于春海表示，現階段全球貿易格局發生的變化更多地體現了疫情短中期的影響。如果疫情一直沒有辦法得到很好控制，出現相關的企業破產倒閉了，甚至如果批量破產倒閉，短期內很難再建立起來，訂單可能會留在中國更長時間。

    中國企業競爭力提升

    不過于春海也指出，長期來看，疫情帶給全球產業鏈的影響在于供給能力的安全性、穩定性、重要性進一步凸顯，而不再僅僅是以成本效率為要。

    近年來，隨著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減少，國內生產成本急劇上升，環保壓力加大，不少中外企業到東南亞設廠。特別是近一兩年，在中美經貿摩擦升級背景下，許多企業更希望抵消因此帶來的商業風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本就存在的逆全球化現象加劇，美國、日本等國開始加速推動制造業回歸本土，個別國家甚至試圖在供應鏈中“去中國化”。

    而最終的事實是，中國發揮了穩定保障全球供應的重要作用。根據WTO公布的月度主要經濟體貨物貿易數據測算，前7個月我國進出口國際市場份額為12.6%，其中出口份額為13.8%，進口份額為11.3%，同比分別提升1、1.1和0.8個百分點。進出口、出口、進口國際市場份額均創歷史新高。

    于春海表示，在此次疫情中，中國外貿份額之所以能夠逆勢增長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在政府采取的強有力措施安排下，中國在較短時間內有效控制住了疫情；二是中國的全產業鏈優勢“無可替代”，提供了穩定供給能力的基礎。

    “從產品結構上看，一直到現在，我們看到防疫相關的紡織品和居家的娛樂、辦公相關的設備仍是拉動出口的主要力量，這一類產品對出口增長的貢獻在60%左右。”于春海預計，考慮到目前全球疫情形勢仍然嚴峻，即便把時間拉得更長一些，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這是因為在疫情防控中，如果相關的企業破產倒閉，供應能力短期內很難再建起來。中國在此次疫情中的出色表現，為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加分。

    對于目前有觀點認為中國全球貿易支配地位強化，于春海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從前9個月的數據來看，中國進出口、進口、出口規模均創歷史新高，但也要看到外貿的順差在減少，這意味著中國與世界的雙向互動、相互依賴的程度加深了。這將是中國和世界關系變化的基本方向。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

    國家政策作用重新提升

    以前國際競爭的主體越來越從國家轉向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但是未來一段時間，在前沿的科技創新領域，這樣的情形可能會出現回調，國家主體在國際經濟競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提升。于春海認為，這個演變過程影響非常深遠。

    當前，在全球技術創新帶動的價值鏈升級的速度放緩，處于全球價值鏈中段或者末段的國家希望繼續向上游靠近以改變收入分配不公的狀況，同時還有更多新的國家加入全球價值鏈，這產生了價值鏈“擁擠”的現象，進而出現了各種各樣貿易層面的摩擦糾紛，甚至出現逆全球化、單邊主義等等。

    “未來一段時間首先要解決國際貿易治理體系的問題，這是當前無論在發達國家內部，還是不同的國家之間都希望實現的。”于春海說，這個時候首先要解決國際貿易治理的問題，建立新規則新秩序，提高貿易分工的包容性。

    另一方面，歐美發達經濟體、中國等圍繞前沿產業的競爭將變得越來越激烈。在這個競爭當中，國家主體的作用和地位開始重新提升和凸顯。

    “這個選擇機制通常跟市場選擇機制不太一樣。”于春海表示，對于企業而言，在企業的生產經營決策中，不僅要考慮市場中的競爭和利益導向問題，還要考慮和相關政策工具之間的協調性。我們技術或者產業處于相對前沿的企業，未來的國際競爭環境可能會不太理想，它們所面臨的競爭不再單純地來自別國的市場主體，很可能還會受到對方各種各樣政策層面的干擾。

    于春海認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貿易也要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在特定產業鏈條上的“去中國化”，特別是被夾雜進非經濟層面的因素后，會使“去中國化”變得更加泛化，這才是應該關注的重點。

    于春海建議，在這一階段，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政府層面的政策支持，對待企業發展要基于相對長期的思維，不急功近利，并不斷完善制度規則體系，提升治理能力，這是一個相對長期的工作。短期來看，需要建立防范出現意外中斷后的應對預案。這方面需要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減稅降費等措施推動國內消費需求潛力的充分釋放，為關鍵技術和設備的突破爭取時間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