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琪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依法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黨的二十大報告輔導讀本》中發表文章《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易綱在文中表示，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要圍繞黨的二十大確立的金融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做好多項工作。其中之一是“完善貨幣政策體系，維護幣值穩定和經濟增長”。易綱提到，要“健全貨幣政策調控機制。健全基礎貨幣投放機制和貨幣供應調控機制，強化流動性、資本和利率約束的長效機制。發揮貨幣政策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精準加大對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

    多位分析人士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健全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發揮貨幣政策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將有效提升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充分發揮其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作用，穩定宏觀經濟運行，持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促進高質量發展。

    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

    數量調控機制

    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機制逐步向市場化、精準化方向轉型。例如，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改革，運用市場化改革辦法推動降低貸款實際利率；針對特定支持領域，設立了普惠養老、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物流運輸、設備更新等方面的專項再貸款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實現精準滴灌。

    對于“健全基礎貨幣投放機制和貨幣供應調控機制，強化流動性、資本和利率約束的長效機制”的表述，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認為，重點是強調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數量調控機制，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最終實現幣值穩定目標。

    就“基礎貨幣投放機制”而言，現階段已由前期主要通過外匯占款投放，轉向通過中期借貸便利（MLF）等貨幣政策工具投放，基礎貨幣投放的可控性明顯增強。同時，各類結構性貨幣政策政策工具也會發揮一定的基礎貨幣投放輔助作用。

    王青預計，未來基礎貨幣仍將主要通過央行各類貨幣政策工具投放。在存款準備金率下調至合理水平后，基礎貨幣投放在調控貨幣供應量總體水平中的作用將進一步上升。

    就“貨幣供應調控機制”來說，目前主要通過對銀行信貸的投放來實現。近年來，央行持續緩解銀行信貸供給的流動性、資本和利率三大約束。比如，以永續債為突破口推動銀行多渠道補資本，緩解資本約束。

    對于下一階段健全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的主要發力點，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要在維持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同時，緩解對資本和利率約束，具體措施包括加大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投放力度，以及繼續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等。

    定向金融工具

    有升級加碼空間

    近年來，央行在總量上堅持合理充裕，機制上注重市場引導，結構上強化精準滴灌，積極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長效機制，努力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務。

    對于下一階段如何更好地“發揮貨幣政策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精準加大對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明明認為，從總量層面來說，隨著海外加息節奏放緩，我國總量政策的外部制約消退，在寬信用降成本目標下，預計降準和降息工具將會相機推出。從結構層面來說，一方面，要利用好政策效果觀察期，分析研判各類工具的實際成效，并不斷推陳出新；另一方面，要密切關注支持領域的修復情況，做到“有進有退”，避免投放的流動性過剩。

    在明明看來，總量和結構并重將有效避免貨幣超發、流動性過剩的現象。由于降準和降息等總量工具對于流動性市場的量價均有較大影響，因此每次實施的幅度相對有限，而配合定向降準、再貸款等結構性工具，就能在不引起貨幣超發的前提下實現對具體領域的金融支持。

    “貨幣政策總量功能主要體現在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方面，而結構功能則是引導金融資源流向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調結構、補短板。”王青表示，發揮貨幣政策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在總量上要體現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的要求，增強信貸增長的穩定性，同時還要根據經濟運行的波動性特征，引導信貸增速適時上升或下調，在穩定宏觀經濟運行的同時，確保一段時期內貨幣供應量與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

    王青進一步表示，在“精準加大對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方面，主要是通過各類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政策性金融工具，如支小再貸款、設備更新改造專項再貸款等，必要時結合財政貼息等措施，引導金融資源在特定時間段流向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就當前而言，重點領域包括基建投資、制造業投資，薄弱環節主要是小微企業、民間投資。預計下一步視具體需求情況，以上定向金融工具都有升級加碼或進一步設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