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40年平均39.2%的全球最高投資水平，得益的正是那41.4%的高儲蓄率。正是高儲蓄，才使得中國可以實現高投資。

    韓和元

    2月4日，在“2023（首屆）長白山高峰論壇”上，中房集團原董事長、匯力基金董事長孟曉蘇以“房地產發展與金融創新”為題發表了主旨演講。對于自己此前曾說的“去年中國老百姓新增存款15萬億，拿出1/3買房裝修，中國經濟就能恢復”，此次論壇上，孟曉蘇也進行了回應，他表示，解決恢復和擴大消費、解決支持住房改善，就是需要有錢的老百姓拿出錢來。

    事情緣于1月8日第三屆南方財富峰會上，孟曉蘇提出一個頗具爭議的觀點：2022年中國老百姓存款增加了15萬億，如果拿出三分之一的存款，恢復對房子的購買、裝修和其他的購買，中國經濟就能恢復。孟曉蘇此言一出，便迅速紅遍網絡，義憤填膺者有之，調侃自嘲者亦不乏其人。對于孟的此番言論，大加抨擊的不獨普通網民，不少專家學者也予以了反駁。經濟學家、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教授，就在一次研討會上表示總想把居民的儲蓄轉換到消費市場上，這思路總體上是有偏差的。

    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經濟學家、日本經濟騰飛之父都留重人（ShigetoTsuru）教授就曾指出，當產業出現了典型的結構性變化——平均每個勞動力需要更多的資本裝備時，如果沒有足以促進這種結構變化的投資，這種變化是不可能實現的。他根據增長率的一個公式，即增長率為儲蓄率與資本系數之比（G=α/β），得出一個重要結論：要想維持特別高的增長率，就必須有較高的儲蓄率。

    而都留之所以會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又緣于經濟學里的一個著名恒等式：儲蓄等于投資。此等式最初由凱恩斯于他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里提出，之后便在學界流行，到今天已成為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基石。凱恩斯在提出這個恒等式之前，對它的宏觀經濟基本概念做出了定義。主要是：

    ——總收入。就是全社會一定時期的收入總和，它等于“企業家的收入”加上“其他人的收入”。“企業家的收入是他的在本期中被賣掉的制成品的賣價超過他的直接成本的部分”；“A代表該時期的全部銷售量”，直接成本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生產A而消耗掉“使用者成本”，也就是消耗掉的生產資料、設備等資本價值，用U表示；另一部分是“社會上其他人的收入等于要素成本”，用F表示。所謂要素成本也就是企業家付出的地租、工資、貸款利息等，它們是土地所有者、工人和銀行家的收入；顯然，總收入=企業家收入+其他人的收入=（A-U-F）+F=（A-U），所以，凱恩斯說“總收入等于A-U”。

    ——儲蓄。“儲蓄的意思是收入超過消費支出的部分”。

    ——消費。“對整個社會而言，一個時期的總消費（C）等于∑（A-A1）（式中∑A是一個時期的總銷售量，而∑A1則為企業家之間的購買量”。所謂企業家相互之間的購買量A1，指的是生產者之間相互購買生產資料的量。如果企業家購買的是消費品，他就不是作為企業家，而是作為消費者。而總銷售量由消費品和投資品（生產資料）構成，這樣，A-A1就是消費品的量或消費量。

    ——投資。“總投資（I）則為∑（A1-U）”。既然A1是企業家投入資本買回的生產資料，而U是消耗掉的生產資料，那么在A1-U>0的情況下，所謂總投資（I），就只能理解為追加的投資。

    在凱恩斯看來，這些概念“都符合于常識，也符合于大多數經濟學者的傳統用法”，所以，“只要我們同意：收入等于現期產量的價值，現期投資等于沒有被用之于消費的現期產量，而儲蓄又等于收入超過消費的部分”，那么，“儲蓄和投資的相等是必然的結果。簡言之：收入=產量的價值=消費＋投資；儲蓄=收入-消費；因此，儲蓄=投資”。

    而在論述中我們“一律省略掉∑”，直接用凱恩斯定義的字母表述總量概念，也一樣得出“儲蓄=投資”這個恒等式：因為，收入=A-U；消費=A-A1；按照定義，儲蓄=收入-消費=（A-U）-（A-A1）=A1-U；按照定義：投資=A1-U，所以，儲蓄=投資。

    對于凱恩斯的很多觀點，我們確實不能茍同，譬如他過分注重經濟的短期行為，而忽略國家的長期戰略目標。這與他的哲學觀密不可分，他曾說過一句直觀、生動的名言：“長遠是對當前事務錯誤的指導。從長遠看，我們都已經死了（inthelongrun，wearealldead）”。正是這種哲學觀，導致西方世界政府的行為，往往傾向于只顧眼下，“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我們也有理由，對他推崇的干預主義予以抨擊。但在儲蓄=投資這一恒等式上，我們仍然不得不由衷地認為他是對的。

    實踐也證實了這一點。就1960-1980年代日本經濟增速之所以明顯高于世界其他發達國家，都留重人教授在一篇論文里，將其歸因為，當時日本的國內總儲蓄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要明顯地高于其他工業國家。具體數值為：1964-1968年間日本的儲蓄額與國民生產總值比為36.2%。而同期的美國只有15.7%、英國為18.8%、西德為26.7%、法國為25.7%。到1969-1973年間時，該數值分別為：日本39.5%、美國14.8%、英國19.2%、西德27.4%、法國27.0%。

    中國亦然。中歐商學院的朱天教授就認為，中國40年平均39.2%的全球最高投資水平，得益的正是那41.4%的高儲蓄率。正是高儲蓄，才使得中國可以實現高投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李劍閣也認為，國民高儲蓄率是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摩根斯坦利的研究部也持有這一觀點，中國目前的國民儲蓄率接近50%，家庭儲蓄率約為收入的30%，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他們認為，這在一定程度解釋了，中國的經濟為何在過去可以高速增長。

    正是基于此，我們認為，過度地老是打儲蓄的算盤，這確實不是一個好主意。我們知道，一國經濟有所謂的三駕馬車說，即消費、投資和出口。首先是我國的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長期低迷。其次是近年來受制于國際環境的變化，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出口情況不容樂觀。而正如前所論，儲蓄事關投資，耗掉儲蓄，意味著今后的投資也將不足。

    （作者系廣州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