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曉璐

    5月16日，由《證券日報》社與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發起并主辦、中國上市公司協會作為支持單位的第六屆“5·19中小投資者保護宣傳周”活動第一場線上活動——“公益律師話投保”舉辦。

    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3名公益律師李云、賴冠能、徐強分別就特別代表人訴訟新趨勢、上市公司虛假陳述案中如何“追首惡”、2023年證券維權案件的特點等進行闡述，向投資者普及行權維權知識。

    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件數量或增加

    李云闡述了《關于加強監管防范風險推動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新“國九條”）中投資者保護相關規定，并結合澤達易盛特別代表人訴訟案講述特別代表人訴訟的特點。新“國九條”提出“加大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適用力度”，這意味著今后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件數量可能會有所增加。

    圖為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公益律師李云

    目前，投資者服務中心作為投資者的特別代表人，已經完成了兩起證券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件，第一起是在2021年11月審結的“康美藥業案”，第二起是在2023年12月審結的“澤達易盛案”。不同的是，“澤達易盛案”是調解結案，也是全國首例涉科創板上市公司、涉及欺詐發行的特別代表人訴訟。

    李云作為投資者服務中心的訴訟代理人之一，參與代理了“澤達易盛案”的代理工作。據李云介紹，適用特別代表人訴訟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已經存在一起普通代表人訴訟，也就是原告一方人數超過10人共同訴訟；二是投資者保護機構受50名以上的投資者委托，作為代表人參加訴訟。

    根據特別代表人訴訟“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規則，澤達易盛案最終適格投資者為7196名。

    李云表示，特別代表人訴訟程序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只要屬于法院裁定確認的權利人范圍內的投資者，均默示加入特別代表人訴訟，但投資者明確表示不參加該訴訟的除外。澤達易盛案中，有1名投資者申請退出調解，最終參與調解的投資者為7195名。2023年12月26日，上海金融法院出具民事調解書；2024年1月份，全體投資者的賠償款2.8億余元，全部發放至各原告投資者證券資金賬戶。

    “本案中，投資者服務中心作為原告的特別代表人，之所以同意接受調解，也是考慮各種因素，主要是從整體有利于充分保障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縮減賠償周期、投資者切實拿到賠償款等各方面考慮。”李云表示，同時在整個過程中，投資者服務中心均以各種形式最大限度保障了原告投資者的知情權、參與權、異議權、退出調解的權利等，依法履行了投保機構的法定職責，依法維護了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李云表示，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件，其意義不僅僅在于切實維護了案涉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還對資本市場可能存在的一些違法違規行為產生一種強烈的威懾作用，進而在多角度、多層次的推動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了，投資者的長遠利益也能從根本上得到保護。

    “追首惡”讓投資者免受“二次傷害”

    賴冠能結合其承辦的東方金鈺虛假陳述案，講述了上市公司虛假陳述中如何“追首惡”，以及上市公司退市后投資者如何維權。

    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公益律師賴冠能

    賴冠能表示，自1998年我國首部證券法發布以來，證券立法一直側重于建立以上市公司、發行人作為第一責任主體的法律責任模式。但上市公司作為第一責任主體承擔賠償責任，可能產生對現有中小股東造成“二次傷害”的問題。

    “簡單舉例來說，在一個誘多型虛假陳述案件中，上市公司發布了虛假的利好信息，誘導投資者在高位買入股票，在虛假信息被揭露后，原來股價虛高的泡沫被戳破，導致股價下跌，這是虛假陳述給投資者造成的第一重傷害；另外，由于虛假陳述是一種信息披露違法行為，上市公司不僅會受到證監會處罰，同時也會面臨大量投資者提起的民事賠償訴訟，上市公司賠償后，將進一步導致上市公司資產的減少，從而導致股價再次下跌，這就導致仍然持有股票的投資者遭受‘二次傷害’。”賴冠能進一步解釋道

    然而，實踐中，不少影響惡劣的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件，是由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組織實施的，這個時候如果只追究上市公司的賠償責任，除了會出現中小股東“二次傷害”的問題，還會出現證券違法行為“大股東犯錯、小股東買單”的這樣一種不公平、不合理的歸責結果。只有上市公司背后的實際違法者得到有效的懲戒，才能真正起到有效打擊財務造假、凈化市場環境、保護投資者權益的效果。

    新證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虛假陳述新司法解釋明確了“追首惡”。賴冠能受投資者服務中心指派代理的投資者訴東方金鈺虛假陳述一案，是新司法解釋生效后首例判決的案件，這也是全國首例依照新司法解釋判令實際控制人作為第一責任主體的案件。在案件中，東方金鈺被證監會多次“點名”其造假情形惡劣，對證券市場的影響極大。根據證監會行政處罰決定書，趙某作為東方金鈺的實際控制人、董事長，知悉、授意、指揮信息披露違法行為，組織、指使發行人實施虛假陳述，性質惡劣。

    賴冠能表示，最終，法院判決趙某作為第一責任主體承擔賠償責任，其他責任人員及東方金鈺承擔相應連帶責任。這個案件貫徹了證券侵權“追首惡”的理念，為增加違法成本、震懾“關鍵少數”，維護證券市場秩序作出了典范。

    此外，對于上市公司退市時投資者中因虛假陳述導致的損失，投資者即便打贏了官司，退市公司也往往無力賠償。對于這類案件，賴冠能建議，投資者在維權時，除了追究退市公司的責任之外，還要注意研究挖掘其他人員、主體的責任，包括前面提到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作為“首惡”的責任，董監高幫助造假者的責任，以及證券公司、審計機構等中介機構在信披違法中的過錯責任等等。但是，也要根據每個案件的實際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最終確定是否應追究其他人員、主體的責任，以最大限度的追回投資損失。

    2023年證券維權案件呈四大特點

    徐強表示，近年來，資本市場投資者保護制度不斷健全，投資者保護力度持續提升。

    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公益律師徐強

    徐強表示，2023年證券維權案件的四大特點：一是虛假陳述責任糾紛仍是投資者維權領域的主流。在實踐中，因虛假陳述引發的賠償案件最多。2023年度判決的證券維權案件，案由幾乎全是虛假陳述責任糾紛。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首先，虛假陳述案件有明確的司法解釋，因果關系認定、損失計算等問題，法律規則相對明確；其次，上市公司虛假陳述受損的投資者范圍廣人數多。

    二是參與維權的證券產品多樣化。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虛假陳述新司法解釋實施之后，2023年度虛假陳述訴訟案件涉及的領域正在擴展、證券品種日益豐富。在股票市場，除了主板市場，科創板、北交所、新三板等市場也均有案件涉及。在債券市場，除了公募債，私募債、企業債、可轉債、銀行間債券、資產支持證券市場也出現了虛假陳述訴訟案件。

    三是糾紛解決模式多元化。當前，證券糾紛的解決模式是多元化、“非訴+訴訟”并存的狀況。在訴訟模式中，有普通代表人訴訟、特別代表人訴訟、示范案例、一案一訴等多種形式。但是，訴訟模式仍是當前證券糾紛解決的主流。

    四是案件復雜性、專業性更強。證券訴訟，不是傳統的一對一訴訟，因原被告人數眾多，往往是多對多或者一對多之訴。加之新司法解釋取消掉了前置程序的要求，立案門檻降低，但是法院審理內容增多等因素，證券糾紛案件的專業性凸顯，爭議焦點不再僅是“三日一價”，法院需要看違規行為的重大性、交易因果關系、損失因果關系、中介機構和高管的責任大小、是否存在系統風險等其他因素，以及如何計算等問題。

（編輯 閆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