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木林森、沃爾核材、百利科技、嘉澳環保等公司紛紛發布公告，因審計機構瑞華會計師事務所已被中國證監會立案調查，上述公司的可轉債、公開配股等項目中止審查。同日，上交所網站顯示，龍軟科技、國科環宇、建龍微納、杰普特四家公司中止科創板上市申請，四家公司會計師事務所均為瑞華會計師事務所。另據數據，今年以來已有9家會計師事務所出現保薦違規記錄，上市公司披露的違規案例達1085件。

    多位專家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低是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未嚴格履行職責的主因。證監會近日指出，將切實提高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推動修法大幅提高刑期上限和罰款罰金標準。

    中介機構屢碰紅線

    7月26日，證監會發行監管部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企業基本信息情況表顯示，截至7月25日，瑞華會計師事務所主板排隊的10個項目，中小板排隊的7個項目以及創業板正在排隊的12個項目均處于“中止審查”狀態。同日，藍英裝備等7家公司的可轉債或定增項目因是瑞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而“中止審查”。7月28日，多家公司項目因瑞華會計師事務所被“叫停”。

    此前中國證券報記者從證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處獲悉，證監會已關注到康得新涉嫌信息披露違法案的中介機構，一些工作正在進行，瑞華會計師事務所已經被立案調查。值得關注的是，這已不是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第一次被查，接近監管層的人士認為，對于多次觸及資本市場法律法規的慣犯累犯，證監會將從重處罰。

    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已有9家會計師事務所出現保薦違規記錄，其中，因為康美藥業財務造假事件，今年5月正中珠江被證監會立案調查。溫氏股份7月25日公告，擬將2019年度審計機構由正中珠江更換為致同會計師事務所。

    專家表示，監管部門處罰力度有所加大，頻次有所提高，但探究中介機構近期鋌而走險、屢碰紅線的根源，則反映出違法違規成本過低等問題。

    對標國際經驗，新時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舉例，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由于配合安然出具虛假審計報告，最終在嚴厲處罰機制下轟然倒塌。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建議，可以借鑒國外經驗，加大對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令市場主體望而生畏。

    從嚴監管需加強立法保障

    專家指出，對于中介機構違法違規行為重拳出擊，除需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外，加強立法保障，實現有法可依是關鍵。

    “證監會作為執法者，不能超越法定行政處罰幅度處罰中介機構。因此市場各方的關注重點應是從立法改革角度出主意、想辦法，即修改證券法中關于中介機構的處罰種類、幅度問題，通過良法促進善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分析，“目前中介機構亂象頻現的一大原因即為違法成本低，因此有必要從立法方面提高違法成本，降低違法收益。一方面，要加大行政處罰力度，加大刑事責任處罰力度，提高法定量刑幅度。另一方面，則要健全公益訴訟制度，幫助投資者以零成本、低成本方式維權。”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湯欣表示，懲治違法違規行為是一套系統性工程，針對違法違規行為的監管要形成合力，才能以儆效尤。應配合最高法最新司法政策來激活證券法、民事訴訟法、失信懲戒體系等制度，其中在強化民事責任制度方面需要多方努力。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鋒建議，中介機構要當好資本市場看門人，建立針對中介機構的激勵相容機制，加強考核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需出具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探索在科創板實行券商“連帶責任制”，引導券商加強對上市公司的持續督導。

    邵宇指出，注冊制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投資銀行等中介機構都在扮演重要的信息傳遞角色，任何環節出現問題，都應進行嚴厲懲處。劉俊海提出，在誕生之初就應強調在法治、透明、理性、規范的軌道上來創設科創板，要對上市公司實控人、中介機構等失信行為采取零容忍態度。

    提高違法違規成本

    “法律的意義在于讓市場主體在利益與風險之間做出權衡，如果違規成本超過利潤，市場主體自然不會觸碰紅線，鋌而走險。”邵宇指出，提高違法違規成本是進一步完善中介機構治理的關鍵。

    目前提高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已提上日程。“市場和投資者反映的法律規定處罰太輕，中介機構未勤勉盡責追究不到位等問題客觀存在，”證監會表示，“正在會同有關方面，推動盡快修改完善《證券法》《刑法》有關規定，擬對發行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信息披露虛假，會計師事務所、保薦人等中介機構未勤勉盡責等證券違法行為，大幅提高刑期上限和罰款、罰金數額標準，強化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實施失信聯合懲戒，切實提高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

    湯欣指出，證監會的回應一方面強調了法律制度應遵循整體設計原則，懲治違法違規行為應完善包括刑事責任、行政責任、民事責任、聲譽責任四方面監管責任形態，另一方面，針對違法違規行為的監管要形成合力。同時他建議，證監會應當運用好特有殺手锏——市場禁入規則這一武器。

    為進一步完善針對中介機構的監管措施，潘向東提出，監管部門應緊密合作，防止監管空白；同時，針對有關信息披露的相關法律法規中，對于“情節嚴重”、“數額較大”等主觀評判，應進一步明確處罰標準；再者，法律法規通常滯后于現實狀況，因此應提高處罰力度，增強執法威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