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森 陳啟清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然迎來一個新的時代，我國也正在新起點上謀劃更高水平的全面開放。資本市場作為我國當前金融發展的重點，也正迎來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的開放。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資金短缺的瓶頸，因此，當時資本市場開放選擇了以國內機構走向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為主要形式。早在1982年，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就在日本成功地發行了100億日元的債券，拉開了我國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籌資的序幕。1992年10月份，華晨中國汽車在紐交所上市，成為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第一股。自此以后，我國金融機構和企業紛紛走出去，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發行股票、債券進行融資，截至2016年底，累計262家境內企業到境外上市，融資總額3152億美元，極大地支持了國內經濟建設。

    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后，我國對外賬戶進入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雙順差狀態，外匯資產不斷積累，國際投資頭寸迅速增加。

    當然，在這一過程中我國也推進了國內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國外金融機構大量進入我國境內營業，海外資金通過最早的B股到現在的QFII、RQFII、滬港通、深港通等渠道投資境內資本市場，境外機構投資債券市場、期貨市場的渠道也比較暢通。

    當前各國資本市場正進入激烈競爭的時代，世界各國紛紛爭搶資本市場最稀缺的資源——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成為決定一個國家資本市場成長性和競爭力的根本。在這種背景下，需要把中國的優質企業留在中國資本市場，也需要把國際優秀企業引入中國資本市場，建設一個富有國際競爭力的資本市場。與此同時，中國資金大量進入海外投資，并沒有獲得令人滿意的收益，我國在資本交易上面臨負債成本高、資產收益低的窘境，必須重新思索對外資本交易方式。在對外資本交易上，我國引進資本以外商直接投資為主，對外投資則以證券投資為主，直接投資成本高，證券投資收益低，導致我國對外資本交易長期處于負收益狀態。而且經過40年的開放，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正逐漸進入一個低速增長期，外商直接投資增長速度已經低于GDP的增長速度，甚至出現負增長。面對這種情況，我國必須探索引進資本的新形式，這個新的形式可能就是證券投資，通過資本市場來引進資本，讓全球的資本通過中國資本市場配置到中國的產業發展上去。因此，在資本市場開放上，必須重點推進資本引進來。

    同時，以均衡開放的觀點來看，“雙出”戰略為主的資本市場開放是一種單向的、失衡的開放，這種開放只能是特殊階段的特殊選擇，是很難持續的，因此，必須從單向開放走向雙向開放，從失衡的開放走向均衡的開放。為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十三五”規劃建議也提出“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提高股票、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程度，放寬境內機構境外發行債券，以及境外機構境內發行、投資和交易人民幣債券。”

    按照雙向開放的要求，未來資本市場的開放重點要從”走出去“變成”請進來“，把企業請進來，把資金請進來，構建以“雙進”為重點的資本市場開放戰略。通過“雙進“的開放戰略把中國資本市場建設成為一個富有國際競爭力的資本市場，成為一個國際融資者和投資者優先選擇的資本市場，成為一個中心化的國際化資本市場。為此，一方面應積極通過機制創新吸引國際優秀企業到國內上市。這些國際優秀企業到國內上市可以對國內企業的公司治理及企業運營發揮標桿效應。另一方面應積極吸引國際資本投資中國資本市場，開辟國際資本進入中國資本市場的有效渠道。

    當然，對于這樣一種開放戰略，有的人可能有擔憂，擔心外資大量進入會不會加劇國內資本市場動蕩，帶來資本流動風險，監管不到位還可能因資本流動釀成金融危機。從歷史上看，這樣的可能確實是存在，但是，這個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在享受資本市場開放帶來的收益的同時自然要承擔風險。不能因風險而止步不前，畢竟建設一個國際化的資本市場，讓中國資本市場成為全球的資本配置中心也是我們的戰略目標。而且，中國的監管層完全可以通過更好地監管來管理好風險。

    （張永森系中央黨校博士研究生、陳啟清系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