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國政信發展論壇上，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為重點，把擴大內需與優化營商環境搞上去，政府信用建設就會上一個新的臺階，并由此加快推進經濟轉型升級進程。

    改革開放40年，是政府不斷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過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并不斷完善的過程。近日在由中央財經大學主辦、中央財經大學政信研究院承辦、國投信達（北京）投資基金集團有限公司協辦的第一屆“中國政信發展論壇”上，遲福林表示，這個過程既是政府有效發揮作用的過程，也是政府信用建設的過程。遲福林在會議上對政府信用從三大方面進行了詳細闡述。

    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為重點的改革實踐

    改革開放40年來，以解決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為重點的改革實踐，極大地激發了市場活力、經濟活力，使我國在走向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中實現了歷史性變化：

    從工業化初期到工業化后期的歷史性跨越。這個歷史性跨越，重要的是承認并發揮市場的作用，尤其是發揮民營經濟的作用。改革開放40年，民營企業對國家稅收貢獻超過50%，國民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均超過60%，高新技術企業占比超過70%，城鎮就業超過80%，對新增就業貢獻達到90%。

    從短缺經濟社會到消費新時代的歷史性提升。改革開放之初，應該說在消費領域幾乎什么都缺。今天，老百姓不僅生存型消費得到滿足，而且正在向服務型消費過渡。這樣的提升過程是怎么實現的？就是從承認市場、放開市場、發揮市場作用開始的。改革開放之初，之所以很快解決了“吃飯”問題，就是由于廣大農民有了自主權。例如，小崗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1979年1年的糧食總量相當于過去15年糧食總量的總和。

    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轉折。我國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打開國門搞建設，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逐步探索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由此走出一條以擴大開放倒逼改革、以深化改革促進擴大開放的路子。

    以擴大內需為重要目標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

    當前，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挑戰，我國最大的優勢、最大的本錢在于巨大的內需市場。

    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正處在歷史關節點。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產業結構、城鄉結構、消費結構變化都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關節點。適應工業化后期的發展大趨勢，推動以服務業為重點的產業發展，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重點的服務型經濟體系，將推進經濟發展上一個新臺階。

    當前應該加快消費結構變革，逐步提升全社會服務型消費的比重。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變化，服務型消費比重的提升處在歷史關節點。以藥品為例，適應國內健康醫療加快發展的大趨勢，盡快放開部分藥品市場，不僅能夠適應全球服務貿易發展的大趨勢，更能夠適應老百姓對健康醫療的迫切需求。

    目前城鄉融合至少蘊藏著數十萬億元的投資和消費需求。當前，城鄉結構正處在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相融合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把新型城鎮化與鄉村融合統一起來，推動城鄉一體化建設，處在歷史的關節點。

    我國經濟轉型升級蘊含著巨大的內需潛力。比如我國服務業占比至少還有20個百分點左右的提升空間，這蘊藏著數十萬億元的消費需求。當前，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36.6萬億元，估計到2020年有可能達到45萬億-50萬億元人民幣。更重要的是消費結構的變化蘊藏著巨大的增長潛力。例如，文化、教育、健康、醫療、旅游等為重點的服務型消費。現在城鎮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大約為40%-45%，農村居民大約為30%左右。如果未來5至10年，13億人的服務型消費占比接近或達到50%左右，將產生數十萬億的消費需求，這將明顯改善供給結構，將進一步拉動全球消費市場。

    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當前，我國服務業發展不適應實體經濟發展，不適應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需求，也不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需求，重要原因在于體制機制，比如研發體制改革嚴重滯后。為此，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促進經濟轉型升級。

    當前，應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重要的是以擴大內需為重要目標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如果真的能夠把內需做好了，我國就有條件打贏這場貿易戰，就能夠保持未來10年、20年的可持續增長。在我看來，應對中美貿易摩擦，長期影響大于短期影響、間接影響大于直接影響、多邊影響大于單邊影響。這是個重大的戰略性課題。我們只有作出符合自己實際需求的戰略性選擇，充分發揮自己的內需潛力，才能在經濟全球化中把握主動，有效應對內外的挑戰。

    以優化營商環境為重點加強政府信用建設

    擴大內需，關鍵在于優化營商環境。在國內國際市場直接融合的背景下，資本可以選擇到國外，也可以選擇在國內。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好的營商環境，資本就會流出。為此，要努力打造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

    擴大內需，發展實體經濟，重在大幅降低企業成本，尤其是稅收成本與制度性交易成本。應當承認，我國在經濟轉型時期，無論是稅收成本，還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都處于較高水平，這對經濟轉型升級、對制造業轉型升級會造成某些不利影響，甚至是比較嚴重的影響。為此，創造良好營商環境，重點任務就是要明顯降低企業的稅收成本與制度性交易成本。

    “實現產權保護的制度化、法治化。”遲福林表示，如果沒有這一條，社會資本就很難穩定預期。應該說，在這個方面我們仍然面臨著多方面的矛盾與挑戰。

    遲福林建議形成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他表示，如果沒有體制機制上的突破，就很難使創新成為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總結為三句話：“把門打開，把市場搞活，把激勵搞對”。為什么在科研領域創新做的還不夠，甚至有些方面還比較滯后？核心是把人的激勵機制搞對。所以，改革教育體制、科研體制，是發揮創新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中第一推動力作用的關鍵所在。

    遲福林還認為，要加快形成服務型經濟，在經濟全球化中贏得主動，重點之一是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目前，工業領域的市場已經基本放開，但服務領域的行政壟斷、市場壟斷還比較突出，由此制約了服務業發展，制約了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對外貿易的發展。據統計，2016年，全球服務貿易占比為23.8%，而2017年我國服務貿易占比僅為14.5%，與全球平均水平相差近10個百分點。究其原因，不能不說與服務業市場開放滯后直接相關。

    遲福林強調，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是政府信用建設的基礎。我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面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面臨著各種經濟社會矛盾。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為重點，把擴大內需與優化營商環境搞上去，政府信用建設就會上一個新的臺階，并由此加快推進經濟轉型升級進程，有效應對貿易保護主義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