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海

    2018年上半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平穩。宏觀經濟延續了2016年以來的企穩趨勢，穩定地維持在6.7%-6.9%的中高速增長區間。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對比中，我國的實際經濟增速僅次于印度。就業市場保持穩定，失業率不斷降低，前5個月完成了全年城鎮新增就業目標的一半以上。

    宏觀經濟在諸多方面呈現積極變化。

    首先，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在三次產業中，第三產業繼續保持高增速，對GDP增長和就業創造的支撐作用進一步強化。在制造業部門，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保持相對更高的增長速度；在服務業內部，專業和商業服務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增長速度高于整體，金融和房地產等在過去幾年中過度膨脹的服務行業增速低于整體。

    其次，總需求結構不斷完善，總需求力量更趨合理和穩定。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進一步提高。居民消費升級態勢得以延續。醫療保健、生活用品及服務等支出的增速繼續高于總體消費支出增速。網上銷售的持續高速增長，網上服務銷售增速高于實物商品增速。這些反映了新業態和商業模式的蓬勃發展，也反映出我國居民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趨勢。固定投資達到內生力量逐步增強，對政策性力量的依賴有所降低。在全國總體固定投資增速大幅下滑的同時，民間固定投資增速全面提升。

    第三，外貿結構持續改善，對外貿易良性發展。剔除匯率因素后我國貨物貿易增速相對平穩，我國經濟在投入和產出兩個方向上對外部的依賴性變得更加平衡，對國外市場凈需求的依賴性降低。

    第四，在微觀層面，企業收入和利潤保持較高增速，生產成本逐步降低。

    在我國宏觀經濟總體平穩增長，并呈現多方面積極變化的同時，諸多矛盾和隱憂也不斷顯現。首先，居民實際收入和消費支出的增速下滑，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增速向下偏離，收入增速的缺口擴大。在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增速下滑的背景下，高房價和不斷上升的醫療服務價格顯著制約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其次，固定投資的增速下滑明顯，市場內生力量還難以完全彌補政策性因素退出后的缺口。第三，工業企業績效改善幅度放緩，工業企業虧損面擴大，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上升過快。第四，旅行和運輸等服務貿易逆差的迅速擴大，意味著消費升級過程中不斷增長的新興消費力量未能有效地拉動國內供給擴張。這些矛盾和隱憂應該說是我國經濟調整和變革時期的正常表現，也是我國宏觀經濟調整、增長模式轉化、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對象和目標所在。

    在這樣的背景下，更需要關注的是外部風險及其可能與內部風險的疊加。

    首先是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速下降和宏觀經濟政策空間縮小。隨著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產出缺口由負轉正，經濟增速普遍下滑，宏觀經濟政策空間顯著縮小。產出缺口的變化疊加大宗商品價格的不斷上漲，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導致貨幣政策轉向。為了支持經濟的復蘇和持續增長，需要加大財政刺激。但是主要發達國家的財政擴張受制于高政府債務的約束和更強的市場融資約束。

    其次，新興經濟體的金融風險加大。隨著美元的升值、美國長期利率的上升、美國金融條件趨緊和市場波動性加大，新興市場融資條件趨于緊張。一旦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超預期緊縮，以及由此帶來全球流動性環境的超預期緊縮，債務問題、資本流動、資產價格以及匯率調整疊加在一起，可能引發新興經濟體較為嚴重的金融動蕩。

    第三，中美貿易沖突存在進一步激化的風險。在長期利益的視角下，美國需要適度控制貿易逆差規模、分散貿易逆差來源、維持良性債務國地位和實現本國要素全球收益最大化，為此需要推動國際經貿關系和經貿規則的重構。

    對于我國來說，外部貿易環境可能會顯著惡化，美歐之間在對華政策取向就可能趨同。主要發達經濟體在內部面臨收入差距擴大和低收入群體實際收入下降，在外部面臨多邊貿易體系失效和進展停滯，以及美國特朗普政府全面出擊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在此背景下的經濟增速下滑和宏觀經濟政策空間縮小，可能會成為引發貿易保護主義全面抬頭的直接誘因。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發達經濟體最重要的任務是促進經濟潛在增速的提高。對內是調整產業結構和重塑經濟增長基礎，對外是國際分工和全球價值鏈的重構，以及多邊貿易與投資規則的重建。在此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就會成為重要的策略選擇之一，不僅可以配合國內的結構調整，還有助于引導國際資本流動和重構全球生產價值鏈，以及博弈于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則的重建過程。我國與不同地區的雙邊貿易關系可以界定為如下的序貫聯系：東亞及其他地區→中國→歐美。在這樣的序貫聯系中，不同地區在我國對外貿易關系中的替代性可能也不如想象的那么高。因此，特定地區的需求或供給沖擊會對我國經濟產生較為持久的影響。進一步的問題是，這種影響有多大？雖然我國整體貿易失衡已經顯著降低，但是考慮到我國經濟運行在投入和我產出兩個方向上的對外依賴性，以及國內不同產業的投入-產出聯系，出口下降及其引發的進口下降，對國內經濟活動的負面影響并不是相互抵消的，而是相互疊加的。

    在金融層面，外部金融風險可能與國內金融失衡問題形成疊加。國內的去杠桿、金融整頓、加強金融監管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在國內企業和家庭部門負債率處于高位的情況下，本身就容易引發資產價格的過快下跌和金融風險的集中爆發。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和國際投資頭寸的結構特點，會引發國外金融風險的傳導以及內外金融風險的疊加。我國家庭和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的幣種結構失衡狀況有所加劇，對匯率波動以及國內外利差變化的脆弱性提高。雖然我國擁有大規模的對外凈資產，但是凈投資收益卻是負的。我國擁有凈債權國之名，卻未獲得凈債權國的收益。金融穩定性缺乏必要的收益支撐。大量跨境資本流動出現在誤差遺漏項下，在國際金融市場出現異常變化時，或者國內金融壓力加大時，監管部門很難有效地阻隔金融動蕩和風險的跨境傳導。

    對此，筆者提出如下的建議：一是通過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化民間投資增長與家庭消費需求增長的良性互動。二是抓住世界經濟增長態勢尚未逆轉的窗口期，利用多邊利益關系分化帶來的利益結盟機會，深化與日本、東盟、歐盟以及俄羅斯等的經貿合作。三是加快推進和落實既定的深化開放戰略，推動國內市場的擴大和升級，提高國外企業對我國市場的依賴性，以應對外部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和抵制歐美等經濟體之間可能的結盟。四是針對特朗普政府的極限施壓，必須兼顧國際市場的供給狀況以及國內生產和消費投入需求狀況，為調整反制措施留下適當的余地，以降低反制措施可能對國內生產和生活的負面影響，提高反制措施的可信度。五是采取更加靈活的匯率形成計值和偏緊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防范國外金融風險的傳導及內外金融風險的疊加，提高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控效率。六是在提高外資準入和投資便利化的同時，要兼顧國際發展態勢和國內自貿區的試點經驗，完善國內規則和法律，提高法律審查的效率。同時，及時梳理和評估我國貿易與投資壁壘的動態變化，構建量化指標和測度。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