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積金要割掉福利殘余，住房支持上“窮幫富”就自然消失了。

    李宇嘉

    住房公積金，這個老生常談、略顯沉重的話題，有關于其存廢的爭論，從2月份疫情后一直延續到5月份的“兩會”。近期，多位“兩會”代表或政協委員提出廢除或者降低公積金繳存比例的建議，引發新一輪討論。

    筆者認為，高成本問題也好，中小企業艱難也好，由來已久、成因復雜。實現“降成本”和紓困中小微，這都是系統性工程，與公積金本身沒有太大關系。進一步講，不能因為公積金有諸多問題，就把它當“軟柿子”來捏；更不能“拆東墻、補西墻”，拿公積金填窟窿，掩蓋社會保障、融資制度上的短板，讓公積金來買單，并淪為“扶貧口”、“取款機”和“小金庫”。

    5月18日，國家發布的《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明確提出“改革住房公積金制度”。可見，不是廢除，而是改革，這也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建立公開規范的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進公積金提取、使用、監管機制”。

    站在疫情后內外環境的變化看，住房公積金仍大有可為。“兩會”后，馬上要啟動“十四五”規劃編制，估計規劃的落腳點就是，未來3-5年，要把消費和內需潛力激活，不僅中產要“倍增”，低收入人群也能分享紅利。當下，我們強調穩就業、保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構建強大的內需市場。

    從增量貢獻上看，新市民、農民工是內需的主力。打造內需潛力，當下我們最缺乏的就是普惠式的金融體系，這也是為何這次“兩會”提出，2020年國有大行中小微貸款不得低于40%。本質上，“扎根”城市是新市民、農民工最大的訴求，也是內需潛力釋放的載體。安居與扎根城市可謂一體兩面，在當前高房價、高租金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政策性住房金融。

    1994年，國家創立住房公積金，目的是將住房消費納入工資，解決福利住房退出以后，城鎮職工購房能力不足的問題。公積金“低存低貸”、“互助合作”的制度設計是良好的，平滑了“房改”過渡（從福利的左邊到市場化的右邊），創造了市場化住房啟動的基礎。現在，新市民、農民工“扎根”城市難，很大程度上也是包括安居在內的“大社會保障”欠缺所致。

    因此，當前的安居形勢與90年代初頗為類似。90年代創立公積金后，多數城鎮職工分享到了第一波城鎮化的紅利。當前，迫切需要再造公積金，打造住房普惠金融，助推新市民和農民工能分享到第二波城鎮化的紅利（新型城鎮化）。時下，之所以公積金存在諸多問題，比如“劫富濟貧”、購房支持能力下降，就在于形勢變了，但公積金制度沒有與時俱進。

    首先，福利住房制度的“殘余”要割掉。當下，公積金繳納標準，還是按照福利住房的分配標準來的。效益好、職位高的人，公積金繳納標準高。如此設計，當時是為了改革過渡。經過20多年快速市場化后，當下的住房改革，已進入糾偏前期“過度市場化”的新階段。這兩年，“兩會”關于住房的表述，都是放在新型城鎮化框架下的，即住房要助推新型城鎮化。

    因此，公積金要割掉福利殘余，住房支持上“窮幫富”就自然消失了。其實，類似美國的“兩房”、日本的住房金融公庫、德國住房儲蓄銀行，公積金要向政策性住房金融轉型。運營模式上，通過國家注資、異地流轉（調劑余缺）、發行政策性金融債等形式，壯大其規模，以低成本融資支持新市民、農民工安居，這是構建“租購并舉”住房新制度的路徑，也是夯實內需的選項。

    （作者系資深地產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