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江聃

    中國經濟正站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近段時間，多個重要會議都提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構建國內國外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格局”。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還首次提出“鍛長板”，與“補短板”相輔相成，二者都是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補短板”將在哪些方面發力？“鍛長板”的提法有何新意？如何認識我國產業門類齊全的優勢？營商環境還有何提升空間？帶著這些問題，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研究部主任徐奇淵。

    徐奇淵認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格局，實際上強調的是對外開放要具有主動性。補短板鍛長板也都是要增強我國對外開放主動性。我國所有對外依存度高的領域，并不一定都存在“斷供”風險。在高度開放條件下，同時要實現產業鏈的安全、穩定，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殺手锏”。目前我國以核心技術為抓手的“殺手锏”還不多，需要努力鍛長板。此外，我國營商環境雖然有較大提升，但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大宗商品供應的

    不確定性較小

    從我國進口商品結構看，能源、原材料、農產品和一些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等對外依存度較高，這是否意味著在這些領域都存在供應的不確定性？

    徐奇淵認為，雖然中國對能源、原材料這類大宗商品的對外依賴度較大，進口規模也相當巨大。但是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而言，這方面供應的不確定性較小。因為大宗商品的進口來源地較為多元化，而且商品的同質性程度較高，國際市場的競爭比較充分，價格發現機制也比較成熟。除非發生疫情影響航運、戰爭等風險，一般而言，這類產品的供應不確定性較小。

    “對于一些核心零部件來說，往往只有個別、少數國家能夠生產、出口。”徐奇淵說，在這類商品市場上，商品的差異性大、市場集中度非常高、存在壟斷性、供求雙方的地位十分不平等。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產品的供應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雙邊政治關系的影響。例如當前中美之間，以及去年日韓之間。

    但徐奇淵也表示，中國同時也是一些核心零部件的最重要進口國，如果不能向中國出口，外國出口商也將面臨相應的巨大損失。因此，這種行為的傷害性也是雙向的。進而我們也可以理解，正是因為中國的產業鏈深度融入了全球生產網絡，因此即使美國政客一廂情愿推進所謂的“脫鉤”進程，這也注定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是一場“持久戰”。在此過程中，我們的做法和指導思想，絕對不是配合美國去加速這個“脫鉤”過程，而是要維護全球產業鏈的互相融合狀態。

    “殺手锏”還不夠多

    上周末，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官宣”了華為芯片缺貨的事實。他表示，由于美國第二輪制裁，華為芯片無法生產，最近都在缺貨階段，華為手機沒有芯片供應，今年手機發貨量可能比去年2.4億臺更少。余承東也透露，公司正尋求在操作系統、芯片、數據庫、云服務、IoT的標準生態方面構筑自己的能力。

    徐奇淵認為，當前，全球疫情沖擊導致供應鏈的暫時斷檔，以及中美沖突背景下的“卡脖子”問題，使得我國供應鏈的安全性、穩定性問題進一步突顯。但這并不是說我們要退回閉關自守的狀態。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與企業家座談時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封閉經濟中、自給自足的狀態，固然沒有了“卡脖子”的風險，但是經濟效率也將大大下降，這方面我們有歷史教訓。

    此外，徐奇淵表示，在保持高度開放的同時要實現產業鏈的安全、穩定，必須要有足夠的“殺手锏”。只有互相對等的卡脖子，才能實現真正的產業鏈安全以及更高的經濟效率。目前我國的生產體系、技術體系都較以往有長足的發展，長板數量也在相對增加，但是以核心技術為抓手的“殺手锏”還不多。科技方面，我國應該有“非對稱性殺手锏”。

    避免閉門造車

    門類齊全的產業體系被看作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優勢。徐奇淵表示，得益于工業品門類齊全的優勢，我國形成了強大的國內生產、配套網絡，這是我們產業鏈穩固、經濟具有韌性的重要基礎。同時，這也是在外部疫情沖擊下，中國經濟能夠保持相對穩定的重要支撐力量。

    但他同時強調，我們也不應當總是陶醉于“工業品門類最為齊全”的描述，而要對我們的長板、短板有客觀清醒的認識。“我國的工業品的大門類在總體上最為齊全，但是再往下細分的一些領域、一些關鍵產品，我們可能無法生產，或者是即使能夠生產，但是在良率、性能、穩定性等各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徐奇淵說，這樣的例子也絕不是個別情況。在這些短板的背后，一種情況是基礎科學的發展不足、缺乏核心專利技術，另一個原因是缺乏基礎工業、以及技術的產業化不足。

    國務院近日印發《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在徐奇淵看來，這是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方面“新型舉國體制”的一個有益探索和嘗試。這個行業的投資規模巨大、周期長、風險大，而且對整體產業鏈的帶動作用大、外部性強，在新技術時代的商業應用領域具有基礎性的作用。

    “結合國際經驗來考慮，我贊同政府在該產業的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徐奇淵表示，同時也要注意積極發揮市場因素的作用，市場能夠做的事情要交給市場。要從打通產、學、研的視角去思考該產業的發展，完善基礎工業、推進科技創新的產業化發展。此外，仍然要強調開放視角，充分利用全世界的人才、技術資源，為我所用，一定要避免閉門造車。

    一批高品質出口企業

    代工企業有望趁勢崛起

    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模式將加速從出口導向型轉向內需驅動為主。同時，面對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出口轉內銷再獲政策支持。對于出口轉內銷是否會打破國內市場的既有平衡？外部需求下降會否引發國內產能過剩？

    徐奇淵認為，從總量上看，目前中國的出口表現并不弱，甚至相對于全球的深度衰退背景，表現還十分強勁，超出了原有的市場預期。其原因與我國醫療物資、電子產品出口強勁有關，與其他國家極端寬松財政、貨幣政策穩定了總需求有關，也與其他國家深處疫情之中、生產暫時停頓、供應出現瓶頸有關。

    WTO在6月發布《全球貿易數據與展望》報告顯示，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貨物貿易量預計同比降幅約為18.5%。而我國在二季度的出口增速以美元計為微弱正增長，以人民幣計價則為4.5%的正增長。剛剛公布的7月份外貿數據顯示，以人民幣計價，我國出口值同比增速達到10.4%，再次大超市場預期。

    “中國的出口保持了很強的韌性。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況下，中國出口在全球市場中的份額大幅上升、達到了歷史高點，這在較大程度上抵消了全球經濟深度衰退帶來的影響。”徐奇淵說。

    其次，從結構上來看，確實有部分行業的出口受到了較大的沖擊，例如服裝、鞋帽等。徐奇淵表示，這類行業出口增速受到沖擊，將面臨更大的轉內銷挑戰。這類當中，有相當比例的代工企業。許多代工企業的產品質量相當不錯，目前缺少的是品牌、設計等軟環節。同時也有一些非代工企業則一直以開發海外市場為主。

    但他也表示，這些企業的出口轉內銷還面臨著一些機遇。在疫情沖擊下，海外的進口商品供應受到沖擊、面臨斷貨。此時轉內銷企業的產品可以填補國內市場的空缺。如果政府加以適當引導，如品牌方面的扶持，將可能會有一批高品質的出口企業、代工企業趁勢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