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歆

    在高速路上設定合理限速，會影響道路的暢通嗎？答案是不會，因為合理限速減低了交通風險、減少了事故概率，實際上保障了道路暢通。其實，下調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的道理也是如此。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表示，以每月20日發布的一年期LPR的4倍為標準，確定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取代原《規定》中“以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的規定，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促進民間借貸利率逐步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水平相適應。

    筆者認為，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確實非常必要，這不僅是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的需要，更是對資金安全最具誠意的保護。

    回溯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的標準可以發現，在2015年之前，司法系統對于民間借貸利息的規定是“不高于同期銀行貸款利息的4倍”；而“兩線三區”的標準是2015年8月份劃定的，不過，按照當時的貸款利率計算，新規與原規定相差不大。2015年年初的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5.6%，而劃線政策發布前的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4.85%。如果按照2015年（年初至政策發布前）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4倍計算，則是在19.4%-22.4%之間，實際上與24%的保護線十分接近。而根據目前最新的劃定，8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LPR為3.85%，目前民間融資成本的司法保護上限為15.4%。

    從上述變革脈絡可以看出，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降低的原因，其實是貨幣政策適時微調、信貸資金價格大幅下降。而貨幣政策的調整，顯然是與經濟發展需求同步的。換句話說，經濟發展所能承受的企業融資成本已經發生了變化，此時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如果固守“以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是不合時宜的，甚至是難以維系的。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今年遭受了疫情影響，雖然伴隨著有力的疫情防控工作，經濟在二季度迅速復蘇，但是部分中小企業還是面臨資金壓力等困難，而這些企業恰恰也是進行民間借貸的行為主體。由于目前市場需求側的恢復慢于生產側，因此企業的資金轉化效率會有所降低。對于這些中小企業而言，年化利率為24%的借貸成本很可能是其不能承受之重。畢竟，在產品供大于求的情況下，企業的平均毛利率水平很可能會被壓降，再輔以資金轉化效率的降低，企業對于借貸價格的敏感性會顯著增強。

    有觀點認為，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降低，會導致民間借貸的資金方“惜貸”或轉入“非陽光化”，筆者認為，無須對此過于憂慮。

    民間借貸有著較為充分的市場化運作模式，拋開司法保護限定，資金價格也應“隨需而變”。而且，對于民間借貸而言，最大的顧慮并不在于價格的小幅變動，而是在于資金的安全性。假設24%的利率水平依舊獲得司法保護，但是融資企業已經被高息壓垮，則資金方不僅不能實現高額利息，還可能損失掉本金。此外，“非陽光化”運作也不太可能成為民間借貸市場主流，因為該運作并沒有真正增加對于資金安全的保護，資金方最終收益甚至可能遠不達司法保護的上限。

    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這不僅是中國古代智慧的傳承，也是現代經濟平穩運行的基本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