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5月2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強調提出，“實施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是支持有市場前景企業緩解債務壓力、促進穩增長防風險的重要舉措。”近日，發改委、銀保監會等四部門正式對外發布《2019年降低企業杠桿率工作要點》，明確將推動市場化債轉股納入其中。紓解企業債務壓力和降低企業杠桿率，債轉股被寄予厚望。

    紓解企業債務壓力和降低企業杠桿率之所以都需要債轉股，是因為兩者同屬于一個問題的兩個同方面，最終的落腳點都是為了防風險和穩增長。

    據《中國經濟景氣月報》顯示，進入2018年以來，工業企業應收賬款上漲迅速，其中2018年1~11月增幅同比高達10.3%，比2017年全年增幅還高出1.8個百分點。企業應收賬款的快速上漲，助推了企業杠桿率的加速上揚。中國社科院5月28日發布的《中國杠桿率報告》顯示，今年一季度，宏觀杠桿率升至248.83%，創歷史新高。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上升至156.88%，比2018年末高出3.33個百分點。

    從結構上來看，中小微企業（大部分為民營企業）兩項指標的上漲幅度明顯高于大企業。如通過對比分析《中國經濟景氣月報》和《中國統計年鑒》后發現，中小微企業應收賬款增幅已連續三年超過大企業應收賬款增幅。同樣，中小微企業杠桿率也明顯高于大企業杠桿率。

    所謂債轉股，從資產負債表的角度講，也就是將債務方的負債項目（如“應付賬款”）轉化為所有者權益項目（如“實收資本”），相應地，將債務方對應的債權方的流動資產項目（如“應收賬款”）轉化為長期資產項目（如“長期投資”）。債轉股的神奇魅力盡藏在這簡單的原理之中。

    事實上，早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金融系統就開展了小規模的債轉股業務，參與主體主要集中于五大銀行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AIC）和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業務主要包括收購銀行對企業的債權，對未實現債轉股的債權進行重組、轉讓和處置等。

    迄今為止，真正落地實施的債轉股規模還很小，面也很窄，且主要局限于金融系統，面向全社會的更大規模的市場化債轉股，特別是民營中小微企業的債轉股還沒有真正開展起來。為了盡快走出“量小面窄”窘境，當務之急，應積極推動市場各類主體以獨立或聯合的方式搭建相應的債轉股平臺，平等有序地參與市場化債轉股，爭取在“增量擴面”上有所突破。

    眾所周知，市場化債轉股，尤其是民營中小微企業的市場化債轉股，無論是市場風險還是操作難度，相對于金融系統的債轉股來說都要大得多，這是債轉股“增量擴面”過程中可能遭遇到的最大障礙。有鑒于此，為了穩步推進實施市場化債轉股，先期可嘗試首先在供應鏈生態內推動實施，因為供應鏈生態以產業為主線，存在資源聚集和管理協同效應，可操作性強、風險易鎖定，成功率高。待條件成熟后，再逐步面向社會“增量擴面”。

    現實中，約有半數以上的民營中小微企業都是在由核心大企業主導的供應鏈生態中生存的，正常情況下，這種由“供應鏈”維系的上下游企業間的信用關系還是十分牢固和穩定的，但一旦出現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不樂觀預期，核心企業就有可能憑借其實力迫使下游民營中小微企業接受對自己有利的信用支付條件，從而導致民營中小微企業將部分資金被迫無奈地“沉淀”在應收賬款上。

    實施債轉股，實際上是將民營中小微企業與核心企業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轉化為股權股東關系，這一身份的“置換”，對于緩解供應鏈生態債務壓力，降低杠桿率，優化資本結構，加固“供應鏈”，提升民企話語權和控制力，建立以資本為紐帶、產業為核心的產業集群型供應鏈生態系統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此外，對于不適合債轉股的民營中小微企業，還可以充分運用供應鏈生態信用資源，實施應收賬款質押融資，將“沉淀”在應收賬款上的“死資金”變成“活資金”。在美國，約有95%的中小微企業使用過該融資方式，融資額約占全部商業貸款額的四分之一。

    遺憾的是，由于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尚未健全完善，以至于推廣應用步履維艱、進展緩慢，始終未能走出“銀行＋企業”單一模式窘境。在該模式下，基于應收賬款質押融資回收安全性的考慮，為了確保應收賬款的清算價值不低于貸款金額，銀行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再加上手續繁雜、成本費用高，尤其是風險補償機制缺失，銀行對放出的貸款無法“放心”，融資供給不足在所難免。

    為了破解應收賬款質押融資供給不足難題，關鍵在于為銀行系統裝上“安全閥”——建立以“政府＋保險”為核心的應收賬款質押融資風險補償機制，徹底解決銀行系統“放心貸”問題。在該模式下，保險機構以商業方式（收取保費）為供應鏈生態下游企業應收賬款提供一定比例的質押融資增信服務，銀行以保險機構提供的應收賬款出質額為限向企業提供融資服務，融資回收風險由保險機構全額承擔。若保險機構出現經營虧損（應收賬款質押融資部分），虧損部分則按事先約定的比例由政府建立的風險補償資金池彌補，若出現盈利，盈利部分則按事先約定的比例由保險機構注入資金池周轉使用。

    （作者系民建湖南省財政與金融委員會委員；廣州大學大數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