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后期，電信業的巨大發展，信息產業的崛起，以及覆蓋主要工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高速公路網、快速鐵路網的實現等因素，使得預言家宣稱“城市終結”。按照預言家的說法，城市作為經濟實體將很快變得過時，企業可以以異常靈活和分散的方式存活。而服務和貿易的數字化也使得地理區隔不再阻礙交流。

    上述判斷得出的一個依據是，上世紀后期確實出現了制造業產能、就業崗位以及部分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轉移的態勢，比如從美國和日本的一些工業地帶，轉移到新興市場國家，并且美國和其他英語國家的一些服務也遠距離地轉移到了印度等國。

    阿根廷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全球思想委員會前主席絲奇雅·沙森在其所著的《世界經濟中的城市》中指出，與上述預言恰恰相悖的是，近年來，在全球范圍內重新出現了集中化的態勢。這種態勢明顯突破了之前那種強調地點分散化的城市、地區發展模型。這些新的集中化的節點，恰恰就是能夠有效集中人才、金融以及其他重要資源的大城市。

    代表經濟全球化的四類城市

    最近幾十年來，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的組織和管理中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全球各主要金融交易所則成為支持這些大公司發展、新銳企業崛起的重要力量。再加上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的最初15年里，全球貿易一直保持著穩健而迅速的增長。這些都決定著“代表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式”的四種城市：出口加工區、離岸金融中心、高新技術區和全球城市正在成為當下發展的贏家。

    絲奇雅·沙森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積極響應全球貿易而建立起的出口加工區的舉措表示贊賞。成功的出口加工區，常常位于港口城市，尤其是那種經過成熟發展，能夠提供高度專業化的法律、會計、金融等中間服務的港口城市，更會受惠于全球貿易的增長。至于高新技術區，某種意義上講與港口城市相仿，也需要擁有非常良好而完善的中間服務配套，只不過前者運作的產品不是實體而是可應用的專利技術。這兩類城市相對于其他城市，能夠更好地吸納高水平加工企業、物流倉儲企業、金融等配套服務企業，并因此讓這兩類城市及其周邊地區保持著對其他許多行業企業很強的吸引力。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發展相對滯后地區和城市，努力模仿相對發達地區和城市的發展經驗，出臺了專門的招商引資優惠政策和配套政策，卻依然難以聚集上述高水平的企業主體。

    “全球城市”是管理全球經濟和生產最先進金融和服務的戰略場所，而這些城市已經成為全球經濟運行的中心。全球城市的一個重要功能是聚集公司總部，包括跨國公司本部和各區域總部，以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區域性大企業的總部，還有為上述兩類公司提供各種專業服務的公司。作者注意到，全球城市比如紐約的公司總部職能在強化時，在一定程度上會弱化過去那些制造業城市，比如底特律的職能，后者會更多地變成純粹意義上的制造車間。而為了應對全球競爭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滿足全球化業務需要的各種專業化需求，全球城市仍在持續擴充工作崗位。

    有意思的是，“機器換人”態勢對于全球城市的影響也大大弱于對傳統制造業城市的影響。因為無論是紐約、倫敦，還是上海、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勞動力都有更多機會接受再培訓，比如進入公共服務的分包崗位，又如進行技術培訓滿足新行業的用工需求等。這本身也意味著隨著經濟和技術的發展，工作崗位總量將從中小城市等地區流向大城市、創新型城市。

    離岸金融中心的復雜性相比全球城市更低。比如，亞洲范圍的離岸金融中心新加坡、巴林、迪拜，還有澳大利亞、新西蘭、瑞士、瓦努阿圖、盧森堡、塞浦路斯等國也有相應的離岸金融中心。離岸金融中心是一種特定類型國際金融交易的高度專業化場所，在經濟大國、主要金融交易所的金融監管方式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會一直存續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哪類城市，其發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還取決于與周邊其他城市的網絡連通性。作者在書中用數據說明，從2000年到2016年，紐約、倫敦、新加坡、圣保羅、北京、上海、悉尼、迪拜、首爾，甚至莫斯科的網絡連通性水平都在提高，而這一數字發生下降的城市包括馬德里、米蘭、多倫多、布魯塞爾、洛杉磯等，同時前者們正在全方位的替代后者們在經濟數值排行榜上的位置。

    我國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各自根據資源稟賦條件，因地制宜地改善政策發展環境，也因此切合了自20世紀末以來貿易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潮流。由此，境內外資源聚集流向北上深等城市，可謂水到渠成。

    城市化的發展態勢是中心化

    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一輪全球化中變得更重要也更受益，大城市更可能成為全球化經濟體系中的節點，尤其是那些能夠與跨國公司、全球金融交易所、全球貿易路線、全球商品鏈產生盡可能多聯系的城市。其次受益的是地方經濟具有很強特色，難以被同質化替代的城市。另外受益的是能夠形成生產者服務綜合體，從而推動本地及周邊地區較快發展的城市。應該說，我國的長三角、珠三角的城市群恰恰包括這三類城市。

    大城市對人才，包括境內人才和境外人才的吸引力更強。作者在書中指出，中國已替代美國成為最受人才歡迎的工作地，而海外高水平人才目前更趨向于選擇我國的北上廣深以及杭州等一線城市作為發展的首選地。而從境內人才的流動來看，密集的高鐵網、高速公路網推動了各個區域的有志青年涌向區域中心城市、省會城市，中小城市要留住專業型、技術型的人才目前變得更難。

    作者在書中通過若干組城市案例對全球城市的形成、全球城市之間競爭和專業差異化作用的相互影響進行了分析。我國香港和上海，盡管在上海金融業崛起后，人們一度擔心這兩個城市會為了爭奪金融和高端商務項目展開直接競爭，但恰恰相反，滬港的專業差異化非常明顯，滬港兩地可進一步密切聯系，加強交流，實現優勢互補，相互促進提升。另外，按照作者的觀點，如果香港和深圳更好地協同、整合，經濟上將具備更接近于紐約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紐約、東京還是上海、倫敦、香港，這些城市進入數字化時代后仍然扮演著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為什么數字化時代仍會存在這樣的城市功能？作者認為，全球金融體系已經達到了高度專業化和復雜性，需要建立一個跨境金融中心網絡。紐約等全球金融中心發揮著連接其他更多的國家金融中心的作用，推動國內外資本進出流通，并實現跨國專業合作。所以，相比過去，集中化的趨勢要明顯強于分散化態勢。當然，由于金融、科技產業的集中化，以及社會流通性指數造就的國際大都市越來越多地聚合全球資源，也使得全球產業、貿易、金融的運行變得更為脆弱。

    作者在書中還探討了因信息經濟崛起、特大城市乃至巨型城市主導經濟發展的多數資源以及因此導致勞動過程組織、勞動關系組織的形式變化，將帶來越來越多的非正規就業，這也使得城市就業出現了薪酬分配的兩極分化，即受益于科技進步、金融和貿易繁榮的高薪職位，與輔助服務、臨時性的低薪崗位并存。這種兩極分化，確實是產業轉移、公司組織和勞動力市場變化的結果，但如果長期得不到有效遏制，將影響城市的長久發展繁榮。

    作者在書中也指出，伴隨著近年來城市非正規經濟崛起，城市商業和配套服務的發展表現出五種態勢：第一，高收入人群對高價定制服務和產品的需求增長；第二，不斷擴大的低收入人群對低成本服務與產品的需求增加；第三，客戶對定制服務和產品的需求，促成了分包業務的增長；第四，由于主導產業的快速增長和強大的集聚模式，在土地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不同公司在出價權方面的不平等日益加劇；第五，低利潤率企業在生產成本、渠道成本、租金不斷上漲的情況下會變得越來越難以生存。這幾點已經比較好地概括了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大城市的商業、配套服務發展特征。

    總的來說，《世界經濟中的城市》這本書打破了一直以來經濟學界尤其是城市經濟研究領域有關城市發展將趨于“去中心化”態勢的判斷，通過大量實證研究，在梳理掌握全球各地近幾十年來經濟發展數據的基礎上，得出了“城市網絡連通性增強”、城市間通過貿易和金融市場建立起更為密切的協作發展聯盟等趨勢，將有益于大城市在城市發展中競爭勝出的重要觀點。本書的作者希望，世界各國的國家層面、地區和城市層面的決策者應當有效順應這股趨勢，通過保持城市經濟的相對較快發展，來創造更為可觀的發展成果。但作者同時也強調了城市發展模式，包括現有的城市經濟和社會運轉方式，存在多方面的問題，無論是社會層面還是污染等問題，都需要用創新的理念和思路，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法。